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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对于人类，究竟意义何在？

 

游戏的本质就是获得快乐——这不就是人类努力的目标吗？某天，当智能社会发展到每一个人都可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时，游戏会不会就是人类存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人们常常会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进行思想验证：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天你是上班还是玩游戏？于是，价值消解，万事“虚无”。

 

然而，我们又看见许多游戏玩家并不厌倦世事，而是积极、阳光。他们通过游戏除了得到快乐，似乎还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和在现实世界中奋斗后看到向好的变化一样，这些东西给他們的自我存在以确证。

 

对他们而言，游戏世界里那些归根到底是由“0”和“1”组成的、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每一样都有存在的价值，那是一个同样重要的时空。

 

传统“警戒线”

 

在我故乡的山上，漫山遍野都是大约2米高的茶树，这种茶树不为生产茶叶，而为收获茶籽。茶果将要成熟时，有乒乓球大小，孩子们就在树林草丛间做游戏。人员分作敌我两队，以茶果为武器，各自躲藏，互相投掷。

 

从实用角度看，这一游戏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第一，它浪费茶果，尽管因为经济价值很低，人们并不多么在意；第二，若头部被击中，一般会鼓起一个包，徒增痛楚；第三，若是击中他人头部，遇上泪浅的，就会哇哇大哭，回去告知家长，家长可不管游戏这回事，只当是孩子受了欺凌，一般会上门来大闹。

 

但为什么要做这个游戏？不知道。游戏没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躲猫猫、过家家、玩泥巴、撞拐子、警察抓小偷……除了游戏本身，都没有别的目的。

 

如果反过来问：“不做游戏，孩子们要干什么呢？是面无表情地站着、坐着还是躺着？”这就让思考可以继续了。

 

孩子们做游戏，实现条件首先是他们有时间，工作很忙的人就没有时间做游戏。

 

人是要工作的，这是一个基本假设。在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对绝大部分人而言，这个假设都和现实相吻合。个体要生活，种族要生存，都必须工作。

 

孩子的游戏没有目的，但有功能。最基本的功能是人的社会化：通过模拟生活的游戏，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进行情感交流，完善人格，了解当时社会对人的期待，以及个人如何去扮演好角色来满足这些期待。这样，当孩子长大成人从事工作时，就会更加应天顺人。

 

由此看来，游戏的功能恰好指向游戏的对立面——工作。

 

因为游戏服务于未来，所以孩子们游戏不但完全合法，甚至有点神圣。教育心理学家克莱帕里德说：“要求一个孩子在游戏之外进行某种工作，无异于一个蠢人在春天摇晃苹果树，想要得到几个苹果——他不仅得不到苹果，还会使苹果花纷纷落地，本来可以在秋天得到的果子也就无望了。”这几乎是说，保护孩子们游戏的权利，就是在保护人类的未来。

 

而如果成人参与游戏，则是另一番景象。

 

传统社会里成人也有许多游戏项目，比如投壶、对弈、唱和、蹴鞠、曲水流觞，但如果不适度，就会被视为耽于逸乐，在舆论上会被指摘。于是就有古语“业精于勤，荒于嬉”“玩物丧志”等。

 

这种游戏道德观，归根到底是物种存续的需要——如果沉迷于游戏、不思劳作的个体太多，势必危及整体生存。

 

游戏的正义

 

传统的警戒线告诉成年人，游戏要适度，但并非不能游戏。

 

事实上，游戏还具有必要性。古典游戏理论里就有“松弛论”和“过剩能量理论”，用来解释游戏的客观必要性。“松弛论”说，人们通过游戏，恢复他们在工作中消耗掉的精力；“过剩能量理论”则说，工作中没能消耗掉的精力，在游戏中消耗掉。一种说，人要充电，而且要充满；另一种说，人要放电，并且要放空。

 

这让人无所适从。比如同一个人下班回家，今天说，累死了，我得玩会儿游戏；明天说，好轻松，我要玩会儿游戏。

 

讨论游戏的必要性，还是要从生物学角度看才有意义。

 

游戏最必要的功能，就是保持人的竞争意识。

 

我们知道清朝有“木兰围猎”，而中亚国家有“马背叼羊”，这些都是游戏，是在和平时代对战争的模拟。国家、民族通过这种体现英勇的游戏，让集体的竞争意识不被尘封。

 

所有的游戏，人们都在其中竞争，比试高下。哪怕是输赢不明显的玩泥巴、过家家，孩子们也想要“玩得好”——比别人好，或者比之前的自己好。

 

没有人会从失败中获得快感，游戏的吸引力一定是来自胜利的快感。

 

这便是“游戏的正义”——让人通过感受胜利的愉悦，来激发竞争意识。游戏，事实上是人类对自然选择的应对措施之一。

 

强烈而易得的快感会让人产生依赖，所以电子游戏逐步家庭化后，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游戏瘾“患者”。而这种上瘾和药物上瘾的区别，也正在于其中是否包含竞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