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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中国文化史上不知有多少名篇巨制，都是率性为之的，比如苏东坡、辛弃疾开创的所谓豪放词风，并非有意为之，不过逞心而歌而已，说白了，是玩儿出来的。我记得黄裳先生曾经回忆，1947年时，他曾给沈从文寄去空白纸笺，请他写字，没想到这考究的纸笺竟令沈从文步履维艰，写出来的字如“墨冻蝇”。沈从文后来干脆又另写一幅寄给黄裳，写字笔是“起码价钱小绿颖笔”，意思是最便宜的毛笔，纸也只是普通公文纸，在上面“胡画”，却“转有妩媚处”。他还回忆，1975年前后，沈从文又寄来一张字，用的是《明拓帖》扉页的衬纸写的，笔也只是七分钱的“学生笔”，黄先生说他这幅字“旧时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许婉转的姿媚”。所以黄裳先生也说：“好文章、好诗……都是不经意间作出来的。”

 

文人最会玩儿的，首先推魏晋，其次是五代。两宋以后，文人渐渐变得认真起来，诗词文章，都作得规规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犹如莫言之《红高粱》，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为国争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无忌，是断然做不出来的。

 

王羲之时代文人的原生态，尽载于《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的好玩儿，从《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透出来，所以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说，他时常将《世说新语》放在枕畔，没事儿时翻开一读，常哑然失笑。比如写钟会，他刚写完一本书，名叫《四本论》——别弄错了，不是《资本论》——想让嵇康指点，就把书稿揣在怀里，由于心里紧张，不敢拿给嵇康看，就在门外远远地把书稿扔进去，然后撒腿就跑。再比如吕安去嵇康家里看望这位好友，正巧嵇康不在家，他的哥哥嵇喜出来迎接。吕安知道嵇喜为人庸俗，所以看不起他，不肯进去，只在门上写了一个“鳯”（凤）字就走了。嵇喜看到“鳯”字，心里很得意，以为是吕安夸自己，没想到吕安是在挖苦他，“鳯”的意思，是说他不过一只“凡鸟”而已。

 

中国文化史上，正襟危坐的书多，像《世說新语》这样好玩儿的书，却屈指可数。刘义庆寥寥数语，就把魏晋文人的神态活脱脱展现出来了。刘义庆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长沙景王刘道怜的公子，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同时也是“骨灰级”的文学爱好者，《宋书》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他爱玩儿，所以他的书，就专拣好玩儿的事儿写。

 

《世说新语》写王羲之，最著名的还是那个“东床快婿”的典故：东晋太尉郗鉴有个女儿，名叫郗璿，年方二八，正值青春年华。郗鉴爱之如掌上明珠，要为她寻觅一位如意郎君。郗鉴觉得丞相王导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于是希望能从中找到理想人选。

 

一天早朝后，郗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丞相王导。王导慨然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你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郗鉴就命管家带上厚礼，来到王丞相的府邸。

 

王府的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为自己的宝贝女儿挑选意中人，就个个精心打扮，“正襟危坐”，唯盼雀屏中选。只有一个年轻人，斜倚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若无其事。这个人，正是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他的两位伯父王导、王敦，分别为东晋宰相和镇东大将军，一文一武，共为东晋的开国功臣，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其家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循着唐代刘禹锡这首《乌衣巷》，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王导家的地址——诗中的“王谢”，分别指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他们的家，都在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乌衣巷鼎盛繁华，是东晋豪门大族的高档住宅区。朱雀桥上曾有一座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

 

相亲那一天，王羲之看见一座古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那是蔡邕的古碑。蔡邕是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也是蔡文姬的父亲，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他的字，“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被认为是“受于神人”，让王羲之痴迷不已。那天他在碑前站了很久，才想起伯父王导是要他来相亲的，不得已，匆匆赶往乌衣巷里的相府。到时，已经浑身汗透，他索性脱去外衣，袒胸露腹，偎在东床上，一边饮茶，一边想那古碑。郗府管家见他出神的样子，不知所措。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管家回到郗府，对郗太尉做了如实的汇报：“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管家以为第一轮遭到淘汰的就是这个不拘小节的年轻人，没想到郗鉴选中的偏偏是王羲之。“东床快婿”由此成为美谈，而这样的美谈，也只能出在东晋。

 

王羲之的袒胸露腹，是一种别样的风雅，只有那个时代的人能体会得到，如今的岳父岳母们，恐怕难以认同。王羲之与郗璿的婚姻，得感谢老丈人郗鉴的眼力。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也得益于这段美好的婚姻。王羲之后来在《杂帖》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

 

他的七子依次是：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这七个儿子，个个是书法家，宛如北斗七星，让东晋的夜空有了亮色。其中凝之、涣之、肃之都参加过兰亭聚会，而徽之、献之的成就尤大。故宫“三希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占了“两希”，其中我最爱的，是王献之的《中秋帖》，笔力浑厚通透，酣畅淋漓。王献之的地位始终无法超越他的父亲王羲之，或许与唐太宗、宋高宗直到清高宗这些当权者对《兰亭序》的抬举有关。但无论怎样，如果当时郗鉴没有选中王羲之，中国的书法史就要改写。王羲之大抵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番放浪形骸，竟然有了书法史的意义，犹如他没有想到，酒醉后的一通涂鸦，竟成就了书法史上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