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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杜甫，古代的诗人，也包括李白、杜甫同时代的一些诗人，有那么多记述朋友相聚离散的文字。这总给人一个感觉：古代的人要比我们当代人更重情谊。他们那么实实在在地、情感浓烈地去牵挂一个朋友，真切朴直。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讲到了李白和杜甫两个人的情感和友谊问题，非常有趣。谈到李杜的关系，有人替杜甫抱屈，认为很不平衡：杜甫那样怀念李白，李白却总是把杜甫扔到脑后，他俩的友谊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郭沫若在书中否定了类似的看法，他说李白对杜甫也很有感情，写杜甫的诗也很多，有可能都散失了，比如在安史之乱中丢掉了。

 

是否真的丢掉了，郭沫若先生也不知道，他只是推测。李白写诗很多却不注意保存，随手扔下，或写在墙上就走人，类似情况极有可能。记载中李白的好友在当年给他编了一本诗集，还作了序。而杜甫当时却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我们只按两个人的性格来推断，认为李白的诗丢得肯定比杜甫多。李白究竟给杜甫写了多少诗，这不光无考，而且仅仅以此来衡量两个人的情感浓度也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两人的友谊值得我们好好揣摩一下。从杜甫的诗中看，他怀念一个朋友达到了这样不能忘怀的一种程度：常常想着此时此刻李白在做什么。要知道他们主要是在山东共游了一番，时间不长，见面的机会总共不过三次。杜甫却要不停地怀念李白的文与人，心里仿佛永远装了一个李白，写了那么多诗来排遣这种思念。当有消息说李白在流放当中死去了，杜甫简直痛苦极了，马上写了一首诗；当有消息传来说李白被迫害得疯掉了，杜甫也写了一首诗。

 

当代人已经很少这样，如果不是故意将情感掩藏起来，就一定是丧失了这种能力。可能有两种情况：两个人在一块儿时间很长，看起来仿佛友谊很深，但实际上情感淡薄，离开以后想念很少或压根就不想，或有一点点想念但不愿过多地表露；再就是对于爱情、友谊的记忆能力是不同的，现代人深化这种人与人的情感的能力，咀嚼这种情感的能力，已经大大地不如古人了。

 

也许这是现代生命的一个总的趋向：情感淡漠、冷漠。古代人与我们有许多差异，其中最令人惊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变化之巨——情感的浓度与表达的方式都改变了。这或许是人的生命演化的一种大不幸。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李白和杜甫的关系，其他的例子更多。古人那么看重友谊情分，分离后常常不停地怀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种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技术的飞跃，媒介的无孔不入和全面覆盖，竟然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也许人的情感真的需要在安静独守中培植和孕育，今天的喧嚣之中，人的情感属性的确被伤害了。不仅是情感，包括人的道德感，也都会在这个过程中无可挽回地下降。因为一再地通过各种渠道拉近对象，一再地重复繁多的信息，人的心灵就会疲惫，其道德冲动也就相应地降低。

 

20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文学人士偶尔会在某个地方开笔会，相比现今那个时候交通远不如今天发达，没有动车高铁，飞机几乎不坐，天南地北的人要见一面真是很不容易。有些好朋友相见之后会通宵交谈，分手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因为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见——他们就像李白杜甫曾经有过的那种情状，分别以后还是想着对方。

 

后来一切都变了，交通发达，电邮有了，手机有了，视频也有了，那么好的文学朋友见面后反而没有什么亲热的感觉了。正在会议当中，吃饭的时候才发现朋友不见了，问一句哪去了？说是提前走了。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更不要说依依惜别了。这按理说是很不正常的，但现在大家都习惯如此，认为这种冷淡反而是最相宜的，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在过去可能是很大的一件事，是失礼——好朋友走的时候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不吱一声就走？现代人的解释就多了，也仿佛很像个道理：为了利索，为了不耽误时间，大家都很忙，朋友么，总有一别，反正再见也不难，于是，干脆，就走了。

 

如果现代人再像汪伦那样，一边踏歌一边为好友送行，那只会被看成一个精神病。

 

其实是我们现代人病了，变得唯利是图，薄情寡义，只把时间当成金钱。其实时间是无价的，友谊是无价的。这种病状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需要我们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