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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不起，我不明白克拉斯诺甫斯基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干，”我说，也站起来，往书房另一头的一幅画走去。

“不过我想，她总是姓他那个姓吧！”奥尔洛夫说。

“是的，也许按照法律他有责任收留这个孩子，这我不知道：不过，盖奥尔季·伊凡内奇，我来找您不是为了讨论法律问题的。”

“对，对，您说得对，”他急忙同意说。“我似乎在胡说八道了。可是您也不要激动。我们会把这件事商量得双方都满意的。一个办法不行，就换另一个！另一个不行就再换第三个，这个棘手的问题反正会得到解决。彼长尔斯基会把事情料理妥当的。请您费神，把您的地址留在我这儿，我们一作出决定就马上通知您。您住在哪儿？”

奥尔洛夫记下我的地址，叹了口气，带着笑容说：“上帝啊，做一个小女儿的父亲是多么麻烦的事啊！①不过彼卡尔斯基会把事情料理妥当的。他是一个所谓精明人。那么，您在巴黎住了很久吗？”

“两个月。”

我们沉默了一阵。奥尔洛夫显然担心我再谈起那个小姑娘，为了把我的注意力引到别的方面去，就说：“您大概已经忘了您那封信。可是我倒一直保存着呢。我明白您那时候的心情，说老实话，我是尊重那封信的。‘该诅咒的冷血’啦，‘亚洲人’啦，‘马嘶般的笑声’啦，这都写得动人而有特色，”他接着说，讥诮地微笑着。“基本思想也许接近真实，不过这也可以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我的意思是，”他踌躇地说，“不是为思想本身争论，而是为您对问题的态度争论，为您那容易冲动的气质争论。不错，我的生活不正常，腐败，一无是处，怯懦又妨碍我开始过新的生活，在这方面您说得完全对。可是，您把这种事看得过于认真，您激动，而且弄得自己灰心绝望，这却没有道理，在这方面您就完全不对了。”

“一个活人看见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在走向灭亡，就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绝望。”

“谁说不呢！我根本不是宣传漠不关心，我只是希望对生活采取客观的态度。越是客观，犯错误的危险就越少。应当找到问题的根子，在每个现象里寻求一切原因中的原因。我们软弱，堕落，终于倒下去。我们这一代统统是神经衰弱的人和无病呻吟的人，我们一个劲儿地讨论什么厌倦啦，疲劳过度啦，然而该对这一点负责的不是您，也不是我，我们太渺小，不可能左右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必须认为这儿有一些重大的和普遍的原因，一些从生物学观点看来自有其实在raisond'être②的原因。我们都是神经衰弱的人，精神萎靡的人，改变信念的人；不过这也许对那些在我们以后生活的许多代人是必要和有益的。没有上帝的旨意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脑袋上掉下来，换句话说，在自然界和人类中间，什么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一切都自有根据，出乎必然。既是这样，那我们又何必特别担心，写些绝望的信呢？”

“话是不错的，”我想了一想，说。“我相信后代人会轻松点，看得清楚点。我们的经验会对他们有用。可是说真的，人们也要过眼前的生活，而不仅仅为他们着想。人只能活一次，人都想活得有劲，明智，美好。人都想扮演出色的、独立的、高尚的角色，都想把历史创造得使后代子孙没有权利说我们任何人是废物，或者比废物都不如。……我相信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那种必然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就应该丧失我的‘我’呢？”

“唉，那有什么办法呢！”奥尔洛夫叹道，站起身来，仿佛要我明白，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

我拿起我的帽子。

“我们只坐了半个钟头，可是，想想看，解决了多少问题啊！”奥尔洛夫说，送我走进前厅。“那么我来把那件事办一下。……今天我就去找彼卡尔斯基。请您不必担心。”

他站住，等我穿好衣服，显然因为我马上就要走掉而暗自高兴。

“盖奥尔季·伊凡内奇，请您把我的信还给我，”我说。

“遵命。”

他走到书房去，过一忽儿拿着那封信回来。我道过谢，就走了。

第二天我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他庆贺我，说是问题已经顺利地解决。他写道，彼卡尔斯基认识一位太太，这人开着一所近似幼儿园的寄宿学校，就连很小的孩子都收养。那位太太是完全可靠的，不过在跟她接洽以前不妨去找克拉斯诺甫斯基谈一谈，这是手续上的需要。他劝我马上去找彼卡尔斯基，要是有孩子的出生证，就随身带去。这封信的结尾是“请您相信您恭顺的仆人的真诚的敬意和忠诚。……”我看着这封信，索尼雅正坐在桌子上，注意地瞧着我，眼也不眫，仿佛知道她的命运正在被人决定似的。

【注释】

①引自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个别词有改动。——俄文本编者注

②法语：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