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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就雇人劳动，您还是可以这样经营的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去这么经营呢？”

    “正是这样——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心里想。

    “靠雇工们。”

    “雇工不肯好好地干活，而且不肯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会像猪一样地喝酒，而且当他喝醉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给他的工具通通毁坏掉。他把马饮伤了，弄坏很好的马具，用车轮胎去换酒喝，让铁片落到打谷机里面，把它破坏。凡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了就厌恶。这就是整个农业水平低落的缘故。土地荒废了，长满了莠草，或者是给农民瓜分了，本来可以收获上百万的土地，你只收到几十万；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同样一件事只要稍加考虑……”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设想的农奴解放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这个引不起列文的兴趣，但是当他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又回到他最初的话题上去，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竭力想引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

    “农业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现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要用一种可以产生利益的合理方式去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他说。

    “我不这样认为，”斯维亚日斯基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土地，而在农奴制时代我们的农业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口，管理不当，我们甚至连怎样记账也不知道。随便问问哪一个地主吧；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没有利的，他都说不上来。”

    “意大利式簿记法！”灰色胡髭的地主讥刺地说。“你可以随便记账，但是如果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毁坏了的话，那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毁坏东西呢？一架蹩脚的打谷机，或是您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损毁，但是我的蒸汽机他们就不会损坏了。可怜的俄国马，您怎么叫的呢？……那种牲口您得揪着它的尾巴走，那种马他们会糟蹋，但要是荷兰马或是别的好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啊，只要花费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这对于您倒是很合式的，但是我，要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小的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可买不起贝尔舍伦马载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的时候，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