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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内地已是春暖花开，而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劲吹的暴风中却夹杂着纷飞的雪片。我同几个年轻的记者在青藏铁路沿线采访，正在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那片高旷的荒原上。年轻的司机因为缺氧倒下了，我临时兼任了我们这辆车的司机，载着我们年轻的摄影师，不断地追逐行驶的火车，让他拍一些火车在雪山下、旷野中奔驰的美丽镜头。我们不断狂奔，超过火车，跑到前面某个预计可以拍到精彩画面的地方，静静地等待火车从深远明净的高原天边蜿蜒驶来。我坐在驾驶座上，感到发动中的汽车引擎在轻轻震颤，车窗外快门声和同行记者们兴奋的叫声响成一片。等到火车在视线尽头顺着山势转出一个优美的弧线，消失在蓝天下面，大家又跳上车，我一轰油门，开始下一轮追逐。这一天，手机间或在冲锋衣口袋中轻轻颤动，我都没有理会。直到傍晚，太阳西沉，我们的追逐之旅也到了最后一站——长江西源沱沱河上那数公里长的铁路桥上。所有人手中的“长枪短炮”都准备好了。桥上的天空中，淡淡的云彩正幻化成绯红的霞光，桥下那漫长曲折的河流闪烁着金属般的光芒，仿佛那不是水流，而是一种超现实的意念，映射着非物质的光辉。

 

大家都坐在高高的河岸上等待这一天的最后一组镜头。我也从车上下来，备好相机，坐在河岸边稀疏的草地上。天地间一片安详，好像火车这样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样。我掏出手机，查看未接电话和未读短信。省青联秘书处的一条短信就在其间，意思是说，他们正在编辑一本书，把曾经当选过“十杰青年”的人以这样一种形式聚集在一起，需要每个入选者谈谈感想，来“感悟成功”。

 

我必须说，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上，在这样一个四顾皆空茫之处，“成功”这样一个词从手机屏幕上跳进脑海，真的容易引起一种虚无之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身处中国西部这样荒僻而遥远的地方，就觉得曾经的那些事情一下子离自己非常遥远了。是的，领奖台上摇曳变幻的聚光灯，那些掌声，那些短暂的激情迸发，在这一刻都显得非常非常遥远了。于我而言，不知此时的空旷与彼时的喧哗哪一个对自己的生命来讲更为真实。这段时间，每天掏出卫星定位仪，都看到所处的海拔在节节升高。从格尔木出发踏上青藏线的前一天下午，我特意去看了昆仑山下的玉珠峰车站，那里的标高是4100多米。现在，我们节节上升，已经在4700米的高度了。明天，我们还将上到海拔5200米以上的高度。那么，当年的奖杯、鲜花和掌声，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曾经经过的一个海拔高度吧。省青联发来的短信里说，那是一种成功，要我今天来感悟这成功。但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一位欧洲古代哲人的诗句：

 

名声看起来是多么美好，但这动听迷人的声音，不过是一曲回声。

 

这样的诗句有一点悲观，有一点虚无。但我想，当我们谈论成功的时候，这样一种态度可能比一味地沉湎更有意义。这样的看法与态度，可能会使我们在面对所谓成功的时候，更加冷静与理智。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成功是时代赐予的机遇，机遇总是暂时性的，所以，所谓成功，不过是重新出发时的一个起点，一个在同一行业领域中稍稍早于或略略高于别人的起点。成功不是登山，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个世界便不再有更高的山峰。更何况，也不会有一个登顶者，一直待在最高处。他必须下来，这是自然规律，是天道对人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让人自省，让人感到自身力量的同时，也感到自身的局限。自然和历史的规律不会让一个幸运的登顶者在世界的绝顶处永远沉醉于成功的眩晕！

 

几天后，我到了云南。我们正沿着一条叫红河的大河一路向南前进。这是另一片高原，但海拔降低了，也就是1000多米。同行的人换了一批，其中一些人也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因为氧气减少了。我也有反应，氧气对我来说太多了，教人在車上总昏昏欲睡。就在这个时候，省青联再次打来电话，催问稿子的事情，而写这样的稿子，就必然要去回味当年的鲜花与掌声，而此处相对青藏高原已显得太高的含氧量却让我提不起精神。我想，这正好是命运之神赐予的特别隐喻。这个隐喻的本义，正是法国哲人蒙田一篇文章的题目：命运的安排往往与理性不谋而合。

 

成功者可能走向新的成功，成功者也可能在辉煌一刻后，走入永远的平凡。这里，就有了两种危险。一种，成功者头上套着光环，开始远离自己的事业，在我们社会这个过于看重成功者的机制中，谋取更多的功名;一种，把短暂的成功当成永远的幻觉，犹如一个在过多的氧气中昏昏欲睡的人。其实，不同海拔氧气的含量早由自然规律做了规定，因为缺氧而眩晕，因为氧气过多而昏睡，都是人自身的不适应。自然界就用这样的方式提醒人类，并根据人类的适应程度优胜劣汰。而在人生的道路上，社会的机制也是一个永恒的法则，它制造成功，也制造失败。在用成功制造成功的同时，也用成功制造出更多的失败。所以，我想，感悟成功，就是感悟成功之后命运的各种可能走向。

 

今天，社会对成功者的所谓关注，过于注重成功本身，而不太关注走向成功的途径，这其实才是全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成功的方法与途径包含了更多的道德与伦理因素。

 

又想起另一个旅途中的小故事。那一年4月，因为一本新书译本的出版，我在瑞士待了一段时间。在苏黎世，我想去积雪尚未消融的阿尔卑斯山看看。我小说的德文译者阿丽丝坚持要我带一些巧克力进山，理由有两个，一个当然是巧克力的高热量，另一个是，“我们瑞士的巧克力是欧洲最好的，你一定要品尝品尝”。一个东西既然是一个地区的标志性产品，此地便免不了四处开着面向外国游客的专门商店。但阿丽丝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我们是在经过了十多家巧克力店以后，才进了一家百货公司，乘电梯连上数层才来到几架巧克力前。还是路边店里的那些牌子，价格也未见得便宜。但很显然的是，她感到非常满意。在楼下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买同样的东西。她脸上现出一本正经的表情，说：“因为这是一家有道德的商店。”不是因为这家的巧克力更好，而是因为这是一家有道德的商店，所以，当地人对这家店表示支持，尽量来这里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