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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慈爱地拥抱我的医生说：“茜贝尔的扁桃体还在。”

    “现在有更现代的医学手段可以吓唬漂亮的姑娘们了!”医生重复着这句也经常和别人说的玩笑话。

    当帅气的西门子土耳其代表哈伦先生经过时，我希望母亲看见时不要恼火。因为母亲用“狗熊、无耻”等词语提及的这个看上去非常安静和成熟的人，无视整个上流社会发出的“可耻，丑闻”的叫喊，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也就是养女）结了婚。他用自信、冷静的姿态和可爱的笑容在短时间里让整个上流社会接受了这个事实。当得知居内伊特先生和他妻子费伊赞费伊赞的大儿子阿尔普泰金和我，小女儿阿塞娜和茜贝尔是小学同学时我们都很惊喜，并决定近期一起聚聚。“二战”期间，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没有交纳国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税收而被送进了劳动集中营，居内伊特先生用低价收购了这些人的工厂和财产，于是便从一个高利贷者变成了实业家。父亲因为一种卫道士的愤怒十分嫉妒他，然而又对他的友情十分钟爱。

    我说：“我们该下去了吧？”

    “你很帅，但把背挺起来。”茜比尔不知不觉中重复了母亲说过的话。

    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看门人萨伊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穿着时髦的衣服，害羞、拘束地走进门来和茜贝尔握了手。法特玛女士和看门人萨伊姆的妻子玛吉黛，把母亲从巴黎买来的时髦方巾当头巾包在了头上。看门人的儿子们穿着西服系着领带，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他们带着仰慕用余光看了茜贝尔一眼。然后，我们看见了父亲的共济会会员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他的妻子扎利菲。尽管父亲很喜欢这个朋友，但却讨厌他共济会会员的身份，父亲会在家里数落共济会，说他们的商业世界里有一个秘密的“后门和特权公司”。他会一边说“好啊，好啊”，一边仔细阅读反犹太主义出版社出版的土耳其共济会会员的名单。法希赫来家做客前，他会从书架上取下那些名叫《共济会会员的内幕》《我曾经是一个共济会会员》的书，把它们藏起来。

    随后是整个上流社会认识的、伊斯坦布尔的（可能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惟一皮条客奢华?谢尔敏，看到他那张熟悉的脸，我一时把他当做了我们的客人。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作为商业标志的紫色丝巾（为了遮掩一道疤痕，他从不会解开丝巾），身边跟着一个穿着超级高跟鞋的漂亮“姑娘”，他们直奔酒店里的蛋糕店去了。随后进来的是戴着一副奇怪眼镜的老鼠?法鲁克，因为他的母亲和我母亲是朋友，儿时的头几年里我们成了“生日”朋友。法鲁克后面是烟草富商马鲁夫的儿子们，因为我们的保姆是朋友，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在公园里碰到。茜贝尔跟他们也很熟，因为他们都是大俱乐部的会员。

    将要为我们戴订婚戒指的前外交部长、又老又胖的麦利克罕是和我未来的丈人一起从转门走进来的，一看见从她儿时起就认识的茜贝尔，他拥抱并亲吻了她。他对我审视了一番后对茜贝尔说：“愿真主保佑，他还挺帅的!”他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很高兴认识你。”

    茜贝尔的女朋友们笑着走了过来。前部长用一种被宽容了的、老人特有的掩饰风流的轻松态度，半玩笑半认真地夸赞了姑娘们的外衣、裙子、首饰和头发，挨个亲吻了她们的脸颊，随后他带着一种一贯对自己满意的神情下了楼。

    父亲下楼时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讨厌的家伙。”

    母亲说：“行了，看在真主的分上!看好台阶!”

    父亲说：“我看着呢，感谢真主我还没瞎。”透过花园和道尔马巴赫切宫，一面对海峡、于斯屈达尔、贞女塔的风景和人头攒动的人群，父亲立刻高兴起来。我挽着父亲的胳膊，开始走在用托盘为客人送各色点心的招待员中间，和来宾们亲吻，问好。

    “穆姆塔兹先生，您的儿子跟您年轻时一模一样……我好像又看到了您年轻时的样子。”

    父亲说：“我还年轻着呢，夫人。但我不记得您了……”然后他轻声对我说：“别挽着我的胳膊，好像我是个残疾人。”

    我乖乖地离开了他。花园里灯火通明，到处都是漂亮的姑娘。她们大都穿着时髦的高跟鞋，露出红色的脚指甲，有些人穿着袒露着胳膊、肩膀和前胸的长裙，因为没有露出双腿，她们看上去都很悠然自得，她们也让我感觉赏心悦目。就像茜贝尔那样，很多年轻女人都拿着有金属扣的小巧闪亮的手包。

    后来，茜贝尔拉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亲戚、儿时的朋友、同学以及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每次她都说：“凯末尔，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你会很喜欢的朋友。”当她带着真诚和兴奋，在我看来却是一种严肃的神情夸赞她的朋友时，她的脸上就会绽放出一种喜悦、激动的表情。让她发自内心喜悦的东西，当然就是人生完全像她希望和计划的那样。就像她裙子上的每颗珍珠、每个褶皱、每个蝴蝶结，经过一番努力后完美地贴服在她美丽身体的每个部位上一样，她从这个自己几个月来精心设想和计划的夜晚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为自己预见的幸福人生也将一一实现。因此，就像是因为新的幸福那样，茜贝尔欣喜地迎接着夜晚的每个时刻、每张新面孔、每个拥抱和亲吻她的人。有时她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用两个手指仔细地拿走掉落在我肩上的想像中的一根头发或是一粒灰尘。

    在不断和来宾们握手、亲吻、开玩笑的间隙，我抬头看见招待员们依然穿梭在客人中间，为他们送去各色点心，客人们也轻松了许多，酒精已经让他们慢慢放松，各种笑声开始此起彼伏。所有的女人都化了浓妆，而且衣着时尚。很多女人因为穿着收腰、袒胸的薄裙，所以看上去仿佛在瑟瑟发抖。大多数男人像穿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一样，都身穿一套系上所有纽扣的白色西服，戴着对于土耳其平均水平来说过于多彩的领带，这些领带让人想起三四年前风靡一时的有大图案的各色“嬉皮士”粗领带。很显然，土耳其的很多富有的中年男士，没有听说或是不相信，几年前风靡全球的长鬓角、高跟鞋和长头发的时尚已经结束。因“时尚”而过度留长的宽鬓角、传统的黑胡子和黑长头发，特别让那些年轻男人的脸显得很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几乎全都在稀疏的头发上抹了发蜡。当发蜡和各种男人香水味、浓烈的女人香水味、所有人一起吐出的烟雾、厨房里飘来的油烟味和一阵若有若无的春风混合在一起时，我想起了儿时父母在家里搞的宴请。乐队（银色叶子）在仪式前半玩笑半认真地演奏的曲子则在轻声地告诉我，我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