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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草原上年年都会发生的草场纠纷。如果不是珠玛赶来，死命拽住丈夫，结果一定是动刀动枪，以死相搏。且不论这片草场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关心的是，以淳朴厚道为立身之本的草原牧家，为什么会对乡友邻人变得这样凶狠刻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使然。他们苦苦挣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牲畜繁育过多，草场严重超载，被采食过度的牧草失去了更新能力，草场退化了，迅速变成一片荒漠了。吃不饱肚子长不上秋膘的畜群，在冬春两季只能被冻死、饿死。死了再繁育，繁育了再死。羊越多，草越少，人越穷，盲目发展牧业生产的恶果就是这样。而牧人们却异常情愿地承受着这种人为的灾难，在他们的意识中，牲畜是佛爷的恩赐，是财富的象征，自然是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宁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居守贫困、忍辱负重，也不想把多余的牲畜卖出去，变成钱，变成身上的衣服，变成生活的享乐。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精神的寄托才是永恒的追求，来世的幸福才是唯一的目标。由于对来世是否幸福的担忧和对今世还会遭罪的恐惧，由于担忧和恐惧的经久不散、镂骨铭心，他们对神灵的朝拜和生活一样绵长持久。只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他们无形中改变了朝拜的方式。本世纪初，珠玛一家又进行了一次艰难而神圣的远程朝拜。这次他们是去拉萨，是搭乘手扶拖拉机去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牧家都像珠玛一家这样用历史的沉默面对着现实骚动不宁的生活。在草原深处旅行，我们随处都可以觅到新文明的痕迹，草原给人的印象是那种沉甸甸的亢奋和哲人的洒脱——激越的藏族现代音乐，锦袍者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西装革履的人们粗犷的“锅庄”。剪毛房里，机声隆隆；羊毛从羊体上滚下来，堆在地上，须臾变成了一座小山；小山突然崩溃了，人们将羊毛抱进了打包机。卡车在公路上奔驰，上面装着整包整包的羊毛或者毛纺织品。药浴池边，牧人们拿着喷雾器，把圣水喷向羊群，涤除疾病。还有，改良羊、青贮窖、风能发电机、奶油分离器、人工牧草、优良的种畜场、灰色低矮却是文明象征的定居点，以及制止草场沙化的一次次行动——在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漠，人们采用围栏封育和人工种植两种办法，稳住了沙丘的流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牧草以每年平均十米的速度，向沙漠深处吃进。白佛寺的夏知布喇嘛还在沙漠中培育起了第一片绿洲似的新生林。菩提本无根，明镜亦非台；僧家不植树，佛荫自何来。

    是的，彼岸就在眼前，此处即是西天。历史走向今天的鹅行鸭步，在我们的意念中已经成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迅跑。也是在塔尔寺，我看到许多朝圣的牧家已不是风尘满面、一路劳顿。他们坐车而来，穿着华贵的藏袍藏靴，膝下铺着纹饰美丽的羊毛卡垫，跪倒在释迦佛殿的门口。佛陀依旧在微笑，生活依旧在沉思，他们依旧在膜拜。但是，从他们那水獭皮镶边的袍服中，从铺在地上生怕弄脏衣袍的鲜艳的卡垫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某种变化已经发生了吗？爱惜衣袍，也就是说爱惜生活。生活终于值得爱惜了，阿弥陀佛。他们已经给“解脱”赋予了新义，而塔尔寺也由目的地变成了一处远行的驿站。大草原在他们心里变小了，胸襟却不断扩大。光华熠亮的外部世界从陌生的远方向他们闪现佛光一样迷人的色彩。奇诡魔幻的现实已不仅仅是神山圣地、寺院庙堂，还有兰州西安、北京上海，已不仅仅是佛门金刚、禅境偈语，还有家用电器、宇宙飞船，以及霓虹灯的荧荧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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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尺度有时候是用来衡量逆差的。跟社会和宇宙相比，生活的逆差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喜欢把眼光放近一些，喜欢谈谈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即认识论和生存哲学的问题——人的觉醒和寻找家园的活动到底有没有意义？本体素质的升华和心理变革的节奏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人类的天平上什么是最有分量的？贫困者的精神活动和富有者的精神活动到底有没有区别？西部和内地、历史和现状的反差是否就是喜剧和悲剧的反差？世俗的人生态度和宗教的人生态度是否有着水火不容的区别？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就应该是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假如高原人就这样一如既往地活着，是否就意味着生存的质量、“人”的质量的大大降低？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否能够造成人生和心灵的高度欢喜、肉体和精神的高度幸福？一切都可以用肯定来回答，一切又都可以用否定来回答，人的选择往往是由不得自己的，我们被环境决定着，被不可测知的命运决定着；人的思维和灵魂其实仅仅是历史以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蘖生者。

    中国西部是一块倾斜的高原，由地域因素、民族因素、历史因素所制约的人的心理开放机制漂浮在不同的水平面上。这些因素有时是现实的动力，有时是现实的后赘。而对一个民族来说，后赘的价值往往优胜于动力的价值。当后赘反弹为动力的时候，它的作用就大不一样了。对此，我们的思考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开端：因断裂而崛起的世界屋脊必然会因断裂而凹凸而塌陷，过去许多人往往很傻地为自己居住在世界屋脊而骄傲而光荣无限，现在却更傻地为自己居住在世界屋脊而灰心而愤愤不平。其实光荣无限和愤愤不平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一种没有把高原当作家园的表现。真正的高原后代，那些格萨尔的子孙，从来都是平静地生活着也平静地崇拜着——就像崇拜祖先格萨尔那样崇拜着世界屋脊。

    藏民族的《格萨尔》是世界屋脊的镇脊之宝。从理性和想象出发，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整个青藏高原各个民族共同的史诗。因为它反映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征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真善美的古典看法，反映的是在神话年代进入史诗年代之后，人的生存意识突然被日益强化了的发展意识和创造意识所代替，从而让悲壮和崇高占据了人生制高点的那个岁月里的人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富于想象，怎样喜欢用抽象的义理代替直观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从汉民族的历史中找到一部威武雄壮的可触可摸的史诗。也就是说，汉民族的历史是断裂了的，在它的神话年代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之间，缺少一个史诗年代作为衔接。如果我们还想和本土的居民一样愉悦而伸展自如地生活在高原，就必须像接受高海拔一样接受《格萨尔》史诗对我们的熏陶，就必须在《格萨尔》的熏陶和启示中，寻找和发现属于汉民族自己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