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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哥走了，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去给杨哥退房，他的房间东西不多。

我们来上海第一个月开始用的电饭锅。每天靠着它煮着米饭配着榨菜。杨哥说那段日子最苦了，我不觉得，最苦的日子我也不记得了。

我们搬到两居室后在宜家买的电脑桌。一到周末，杨哥就把速度卡到掉渣的电脑放在上面，下载一部电影。我俩带着耳机，窝在床上，搂在一起看到昏昏入睡。

我们在网上买的烤面包机。每天烤上两片蘸着花生酱番茄酱吃得心花怒放，杨哥说我嘴上的酱汁没擦掉。我说是吗是吗在哪儿。他会突然亲上来。

我们刚来上海买的脸盆也还在。搬了几次家都没扔。记得那会儿我忙的五天没洗头，第二天要见客户，我们当时穷的连20块钱的洗发水都不敢买了。我看到了一袋洗衣粉，二话没说就往头上撒，一头扎进脸盆里。杨哥那晚在门外坐了一宿。

我们用过的东西，都还在。

只是我们，早已不在了。

09

回到西安的杨哥，生活慢慢安定下来。

我的工作步入正轨，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但我明白，我也会离开上海的，可能明天，可能五年十年后。

奋斗几十年，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随便吧，不想了。

2016年初，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杨哥要结婚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说什么好。关掉手机，挤进了人来人往的地铁，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

上海这个城市，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很脆弱。可没有什么，能比得挤上高峰期地铁，更让人欣慰的。

我妈常跟我念叨：“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

我说：“好呀好呀，明年春节就带回去，胡歌还是霍建华，您先决定好。”说着说着眼泪花花。年纪大了，泪点也变低了。

春节杨哥举行婚礼，我躲在老家哪儿都不想去。

后来小章跟我说，结婚那天，杨哥喝得烂醉，哭着闹着要到上海吃糊汤粉，你说上海怎么会有糊汤粉呢？

是啊，上海没有糊汤粉。

武汉有，我们大三那年的武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