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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父亲的宽容，他不但没骂我，没把我这点小小的兴趣抹杀在萌芽中，反而还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从那以后，我对做衣服的兴趣更浓了，空闲时，自学了一些裁剪方面的有关书籍，凭着自己的胆量和悟性，无师自通。

虽然，我没拜过一天师，没学过一天艺，但不论做什么，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指点，帮衬着自己得心应手。每当我缝制一件成品出来，父亲就要夸奖我一番：“我女崽做什么，像什么！”

在那生活困难的年头，教师行业的寒暑假，为我提供了充足的业余时间。自1972年托熟人“走后门”，买了第一台缝纫机和锁边机起，娘家就再也没有请过正规的裁缝师进家门。全家八口人，一年四季的穿着，全由我这个土裁缝包揽。

父亲生前最器重我，也很尊重我的审美观。凡是我给他做的衣服，他都很喜欢，爱如珍宝。除了一些单衣单裤之外，他最喜欢我为他做的那件上了里子的，黑呢子中山装上衣，每次穿到外面，总免不了要引来别人的一番夸赞，那是父亲最得意、最开心的时刻，他会乐呵呵地，趁机自豪地跟别人聊起：“我女崽从没向任何人学过，都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

父亲老了的时候，我为他做的一套深灰色，混纺毛料中山装套装，更是让他爱不释手，他每穿一次，就要夸一次，说很合他的身、更满他的意。无论走亲访友、到哪里吃酒席，他总爱把衣服、裤子连套穿上，并在里面配上一件白衬衫，显得更加美观、庄重。记得有一次，父亲穿着那套衣服来我家做客，同事们见了，都夸父亲有“老麦子”，就是“老帅”的意思。

我清楚父亲历来是个既爱漂亮、又爱讲究的人，他的衣服我特意都要给他熨得笔笔挺挺，他常说最不喜欢衣服穿得象把腌菜，那怕是工作服，他都要叠得平平整整的。也许，我遗传了父亲的爱美因子，才会不断得到父亲生前的理解和多方器重。

在艰苦的年代里，我凭着裁缝这点兴趣和爱好，虽不说为家里积累了什么财富，但却节约了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我的两个儿女，在参加工作之前，基本没有买过成衣，都是由我亲自设计、缝制，包括冬天的脱胆连帽棉大衣。在同龄人眼里，我的两个孩子，从小到大，穿得不比一些独生子女差，甚至还要好。

在时兴穿“的确凉”的年代里，我虽然买的仍是几块钱一米的纯棉布，但在缝制时，我除了在款式上下功夫之外，还要在衣服上绣上一些漂亮的图案，增加服装的美感，让孩子穿起来活泼、可爱，别具一格。那时，别人买一件衣服要花上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基本是父母一个月的工资，而我却只用十几元，乃至几元钱便可以搞定。

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带着两个儿女逛街，有一个妈妈也带着个孩子和我们擦肩而过，只见那个妈妈立马又返回来，从后面拉了一下我的手说：“师傅，请问你两个孩子穿的大衣是在哪里买的？”我告诉她说不是买的，是做的，她又赶快问，是在哪个店里做的。

因为，她看到我两个孩子穿的枣红色，中长连帽风雪大衣，款式特别新颖之外，帽口、袖口和袋口镶上的彩色条纹驼绒更加醒目、漂亮，那时，市面上还很少有这么洋气的童装卖。见那个师傅追问得这么紧，我只好告诉她说：“不好意思，是我自己胡乱做的。”她惊讶地“噢呀！”一声，拽着我孩子的衣服仔仔细细地左看右看。

丈夫也很喜欢穿我给他做的衣服，他历来穿的便衣，也都是出自于我的手。他也像我父亲的口吻，常说我做的衣服，穿起来合身、精神，并捡着我父亲一句“做什么象什么”的口头禅挂在嘴上，兴许，这是因为他爱屋及乌吧。

上世纪90年代，我为丈夫做的一件中长深灰呢大衣和三件套的西服，他喜欢得胜过于穿警服。业余时间，那怕出差、走南闯北，都要穿上它。无意中，把我这点小名气也传到了千里之外，凡是和他关系好的人，都知道他有个“裁缝师”夫人。他常开玩笑为我给他做的衣服赐名叫“爱妻牌”、“暖夫牌”。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有了高标准的眼光、高标准的要求，吃、穿不仅仅局限于温饱、得体，人们追求的是时尚美、名牌响。

那些无拘无束的时装，虽说我也做得出来，甚至，做出来可能还要时髦一些，但是，没有响亮的招牌，超不过名牌的眼光，穿起来不免会觉得有点掉格。就连我的孙辈们，都知道在一起互相谈论着，你的衣服是什么牌子，我的衣服又是什么牌子，哪个还愿意穿“无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