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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所以要同俄国开始打仗，是因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地位所迷惑，不能不穿上波兰军装，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诱发出的野心所影响，不能不先当着库拉金的面，而后当着巴拉舍夫的面突然发怒。

    亚历山大所以要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利尽力以最好的方式指挥军队，是为了竭尽自己的天职，从而获得大统帅的荣誉。罗斯托夫所以跃马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在平坦的田野上就忍不住要纵马驰骋，正是这样，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的人，他们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习惯、环境和目的而行动。他们感到害怕，徒骛虚名；他们感到高兴，义愤填膺；他们发表议论，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并且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其实他们都是未意识到自己当了历史的工具，做了他们自己不明白而我们却了解的工作。所有实际的活动家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所处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他们早已退出自己的历史舞台，他们个人的兴趣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当时的某些历史后果。

    天意差使所有这些人竭力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从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历史后果。当时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更不用说战争的某一个参加者，对这个历史后果也未曾有一丁点儿预料到。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一八一二年法军覆灭的原因。谁也毋庸再争辩，拿破仑率领的军队覆灭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深入俄国腹地，却迟迟未作好过冬的准备；二是由于焚烧俄国城市和在俄国人民中激起对敌人的仇恨，从而形成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当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现在这似乎很明显的了），只有这样，世界上最优良、而且由最优秀的统帅所指挥的八十万军队在碰到与自己弱一倍的，也没有经验，而且也由没有经验的统帅所指挥的俄国军队时，才能遭致覆灭；与此同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俄国人方面一切的努力经常都是妨碍那唯一能够拯救俄国的事业的实现，而法国人方面，尽管有所谓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战斗的经验，但却用尽一切的努力，在夏末向莫斯科推进，也就是在做使法军必然走向灭亡的事情。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论著中，法国的作者总是喜欢论及与时拿破仑如何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如何寻觅决战的机会，拿破仑的元帅如何劝他在斯摩棱斯克按兵不动，并援引类似一些别的论据，证明与时就已经意识到战争的危险性；而俄国的作者则更喜欢谈论，从战役一开始就有一个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西徐亚人式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认为是普弗尔拟的，有人认为是某个法国人拟的，有人认为是托尔拟的，有人认为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拟的，而且引用有笔记、方案和书信为证，其中确实有这种作战方案的暗示。但是有关预见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暗示，不论是俄国人还是法国人所为，之所以现在公诸于世，只不过因为既成的事件证明了其暗示的正确性。如果事件没有发生，那末这些暗示就会被人遗忘。就像现在成千上万相反的暗示和假设，在与时很流行，但是被证明是不正确，因而被人所忘了一样。关于每一个事件的结局，总是有那么多的假设，以致不管事件的结局是什么，总有人要说：“我与时就说过，事情就是这样的结局。”但是他们却完全忘却了，在无数的假设之中还有许多完全与此相反的意见。

    谈到拿破仑已经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谈到俄国人方面有意诱敌深入俄国腹地，显然其假设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推测；只有历史学家才能非常牵强附会地把那样的推测强加在拿破仑和他的将帅身上，把那样的计划强加在俄国军事将领身上。所有这些事实都与这类假设完全相反。在俄国整个战争时期不但没有诱敌深入俄国腹地的意图，而且从敌人刚入侵俄国时候起，就千方百计地阻止法军的深入；至于拿破仑不但不怕战线拉长，而且他每前进一步就像打了胜仗而得意洋洋，也不像过去历次战役那样急于寻找新的战机。

    战争刚一开始打响时，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而我们所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是要把军队会集起来，虽然军队的会师对退却和诱敌深入腹地并没有好处。皇帝御驾亲临部队，为的是鼓舞部队坚守俄国的每寸土地，而不是为了退却。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在德里萨部署庞大的兵营，从而不打算再后退。皇帝为每后退一步总要责备总司令。可是不但莫斯科遭到焚烧，而且还让敌人打到斯摩棱斯克，这是连皇帝也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与军队会合的时候，皇帝因为斯摩棱斯克的失陷和惨遭焚烧，未能在城外决一大战而感到极为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