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
对这本书的两极反应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老师以它作教科书外的教科书,鼓励学生讨论并且写读后感;另一方面,有学生来信:“我们教官不准我们读你的书,说首存送彩金一倍流水污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面:某些工商机构成百地订书,送给员工阅读;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团体将“野火”明文列为禁书。许多读者赞美作者为“真正爱民爱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也有人说他是共匪。
白纸黑字一本书,为什么出现两种水火不容的读法?
就读者来信分析,对“野火”存恐惧之心的以年纪较长、度过军旅生活的人较多,支持“野火”的则包括各个阶层、职业,与教育水准,但仍旧以大学生和三四十岁之间、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主流。更年轻的;十来岁的中学生就有点迷惑:“国文老师要我们每个人都熟读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说你偏激,我应该相信谁呢?你是坏人还是好人?”
这样一分,一条清楚的代沟就浮现了出来。由对“野火”的反应,我们也更明确地看出台湾是怎样的一个转型期的社会。
为了行文的方便,让我用“上一代”、“这一代”这样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辞。对于“野火”所鼓吹开放、自由、独立思考的观念感觉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种说法。“我们忠心耿耿追随政府来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样对我们有恩,”一位退伍军官写着,“你的书所传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这是第一种。把政府当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评视为“反叛”,流露出来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我们的民主历练之浅,由此可见。
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想法:怎么可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这不是闹学潮吗?大陆就是闹学潮给搞丢了!
这个简单的“历史观”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并不等于闹学潮;第二,当年大陆上的学潮是果,不是因。学潮不是从石头里无缘无故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态,人心不满郁积到一个程度,爆发出来才有学潮。我们若要避免学潮的发生,就必须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设法锁住年轻人的头脑。
第三种说法:我们这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挨饿受冻才赢得今天衣食温暖的安定局面,你们这无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经有了温饱还大声嚷嚷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一个作家被关上一两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被关几年算什么玩意儿?
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说过这样的话,带着很大的说服力。它一则诉诸感情——我为你牺牲过,你要感恩;二则诉诸经验的权威——我吃过苦,你没有,所以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就某些层面来说,他当然是对的。这一代应该对上一代充满感恩之情。这垂垂老去的所谓上一代,曾经在兵荒马乱之中紧紧搂着怀抱里熟睡的婴儿,曾经饿着肚子带孩子去付医药费,曾经推着脚踏车沿路喊“机器馒头”让孩子缴学费,后来又曾经把薄薄的一叠退休金换取儿女留学的机票。这个上一代,把自己躺下来铺成砖块让我们这一代昂首阔步地踩过去,“衣食温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紧牙根拼了命才达到的终点,对这一代,那却是个稀松平常的起点,感恩,当然应该。
可是,这一代的“大声嚷嚷”并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经有了衣食温暖的福,现在大声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种福,更高层次的福:民主、自由、人权……衣食温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发点,这一代当然不能以此满足;上一代如果认为这一代吃饱了、打个嗝,就该在安定中唾个午觉,那就太天真了,食物够吃了,开始求烹饪的精致。衣服够穿了,开始求设计的美好。社会安定了,开始要求有所作为。物质的丰富与环境的安定都只是社会要进步的基础条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这一代或许就能建立一个开放自由、公理伸张的社会,作为下一代的基础,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继续“大声嚷嚷”,或许我们就有了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政治家的出现。
这一代站在新的起点上准备往前冲刺,要拉也拉不回来的。除非你扭断他的胳膊。我们的社会若要和谐,这一代必须体谅上一代的经验,心存感谢;上一代也必须交棒,放手让这一代奔向一个不同的终点。这样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两极,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问题:“我应该相信谁?”
幸福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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