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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我们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描绘出鞑迦尔：根据布哈里的《先知史》中的叙述，鞑迦尔有一头红发，一只独眼，而《朝圣》中则提到，他的身份写在他的脸上；被他亚利西形容为粗脖子的鞑迦尔，在尼萨梅丁教长于伊斯坦布尔做白日梦写下的《独一真主书》中，还有一对红眼和沉重的身躯。我还在做菜鸟记者的那几年，有一份名叫《皮影戏》的幽默小报在内地广为流行，报上连载了一篇以一名骁勇善战的土耳其军人为主角的爱情漫画，故事中的鞑迦尔被画成脸缺嘴歪。这位在战斗中使尽花招耍弄我方军人、与君士坦丁堡众佳丽翻云覆雨、至今尚未被打败的鞑迦尔，有一个宽额头，大鼻子，没有胡子（符合我不时提醒插画者的建议）。相对于激起我们鲜明想像力的鞑迦尔，我们却惟有一位作家费瑞·凯末尔医生，能够以拟人化方式呈现人们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他用法文写下《大帕夏》，然而此书到了1870年却也只能在巴黎出版，关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是我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只因为是用法文写成的，就把这部具体描绘它的形貌的独特作品，摒除于我国文学之外，这是既错误又可惜的，就好像指责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审判长”这一段，是剽窃自那一篇微薄的论文——这种说法虽然令人难堪，但是在某些东方背景的出版物如《仪式的源泉》或《伟大的东方》中，的确曾被人提及。许多人吵闹不休地讨论究竟西方从东方偷了些什么，或是东方从西方偷了什么，关于这一类主题，总会让我再度兴起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我们称之为世界的梦之国境是一栋房子的话，那我们则像个梦游者，迷失在其中。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不同的时钟，挂在屋子里各个房间的墙壁上。茫然迷失的我们，盼望能凭借时钟来定出自己的所在。现在来看看：

    1.如果要说在梦境之屋的房间里，某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么说很愚蠢。

    2.如果要说房间里的一个时钟比另一个快了五个小时，这么说也很愚蠢。因为，依循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前面的时钟比后面那个慢了七个小时。

    3.如果因为其中一个钟指了九点三十五分，经过一段时间后，另一个钟也指到九点三十五分，最后得出结论说其中一个钟在模仿另一个钟，这种说法更是愚蠢至极。

    伊本·阿拉比这位写了两百多本神秘书籍的作家，在科尔多瓦参加阿威罗伊葬礼的前一年，于摩洛哥写下了一本书，灵感起源于一个故事（梦境），内容是穆罕默德被带到耶路撒冷后，如何踩着一座梯子（阿拉伯文称为“米拉区”）登上天，从那里，他很仔细地看了一眼天堂和地狱，就像前面提到的《夜行》篇所叙述的。现在，让我们仔细评判伊本·阿拉比的描述：在他的引领下巡行七重天、他的所见所闻、他与众先知们聚谈的内容。再考虑到当年他写作这本书时，年届三十三岁（1198年）。若是从这几点就得出结论，说他书中的做梦女孩妮赞是“真的”，而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采是“假的”；或者伊本·阿拉比是“对的”，而但丁是“错的”；或者《夜行》篇是“正确的”，而《神曲》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说法，正是我所谓第一种愚昧的一个例子。

    安达卢西亚的哲人伊本·图飞尔在11世纪时，写了《自修的哲人》一书，内容讲述一个孩童被遗弃在一座荒岛，他在岛上住了好几年，慢慢地学会尊崇自然、景仰那哺育他的母鹿、海洋、死亡、天空以及“神圣真理”。如果把这本书和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相比，然后说前者“早了”后者六百年，或者说因为后者对于工具及物品的描述更为详细，所以伊本·图飞尔“晚了”笛福六百年，这两个结论，都是第二种愚昧的例子。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师，穆斯塔法三世统治期间的一位伊斯兰教长，在听到一位口无遮拦的朋友说了一句鲁莽失礼的话之后，突然受到启发（那位朋友在某个星期五晚上来教长家拜访，看见他的书房里有一张精美的写字台，不禁说道：“尊贵的先生，你的书桌看起来就好像你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啊。”），于是在1761年3月提笔写下一首双韵长诗，其中用了许多关于他的脑袋和写字台的比喻，以证明两者中的每样东西都是井然有序。他在诗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的脑袋也有十二个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亚美尼亚制写字台，有两个小柜、四个架子和十二个抽屉——以便让我们置放时间、空间、数字、文件，以及我们今日称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种零星杂物。而在他二十年后，康德才把纯粹理性分类成十二个范畴。如果我们就因此推论说，德国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据为己有，那么此种说法，正是第三种愚昧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