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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不发财，不学会怎么发财，——这有悖常理。同样有悖常理的是，如果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攒钱，锲而不舍地仔细研究和锲而不舍地保持头脑冷静、自我克制、勤俭节约和越来越增强的毅力，而又始终成不了百万富翁，我再说一遍，这也同样有悖常理。一个乞丐用什么来攒钱，岂不是用性格的狂热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吗？难道我还不如一个乞丐？“到头来，即使我一无所有，即使我的算盘打错了，即使我垮了，完蛋了，我还是要一往无前。而我之所以一往无前，乃是因为我愿意”。这话，我在莫斯科就说过。

    有人会对我说，这里没有任何“思想”，也毫无新奇之处。然而我还是要说，已经是最后一次说了，这里有多得数不清的思想和多得数不清的新意。

    噢，我早就有预感，这一切反对的意见有多么陈腐，我自己在叙述“思想”时又会显得多么陈腐：我究竟说出了什么呢？百分之一都没有说出来；我感觉，我说得琐碎、粗俗和肤浅，甚至有点幼稚，比我的年龄还幼稚。

    三

    剩下来就是回答“干吗”和“为什么”，以及“是否合乎道德”，等等，等等，而这些问题我曾允诺要回答的。

    我难过，我会使读者立刻大失所望，我难过，但是又很开心。我要让大家都知道，在我的“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中，没有一丁点“报复”心理，没有一丁点拜伦式的东西——既没有诅咒，也没有弃儿的哭诉，也没有私生子的眼泪，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总之，如果我的这部记事落到一位喜欢读浪漫小说的女士手中，她一定会垂头丧气的。我的“思想”的全部目的，就在于独来独往。

    “但是要做到独来独往，也无须拼命地非当罗斯柴尔德不可呀。这跟罗斯柴尔德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因为除了独来独往以外，我还需要有强大的实力。”

    我要先交代几句：读者一看到我的自白竟这么坦率，也许会吓一跳，他们会老实巴交地问自己：这个写作家怎么就不脸红呢？我的回答是，我把我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除非再过十年，当一切都已十分明确，一切都过去了，得到了证实，已经没什么可脸红的了，恐怕到那时我才会有读者。至于有时候我在这部纪事里对读者说话，那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而已。我的读者——不过是幻想的人物。

    不，并不是我在图沙尔中学备受揶揄的私生子身份，也不是我童年时代的忧愁岁月，也不是报复，也不是我的抗议权，才是我那“思想”的萌生之源；一切都应归咎于我的性格。我想，我从十二岁起，也就是说，几乎从我刚刚明白事理的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与人交往。不光是不喜欢，而是不知怎么见了人就觉得讨厌。有时候，在我静夜独处的时候，我心里会感到十分忧伤，究竟因为什么，我也说不清，甚至对很亲近的人也没法说清，也就是说，能说但又不愿说，不知为什么，总是欲说还休；我忧郁，不信任人，还不愿与他人交往。此外，我身上还有一个特点，这，我也早发现了，几乎从小就发现了，我总爱责怪别人，总爱数落别人的不是；但是，紧跟着这种倾向之后，又常常会立刻出现一种新的想法，使我感到十分痛苦：“该不是别人没错是我自己错了吧？”我常常自责，不必要地自责！为了逃避解决这一类问题，自然，我就会寻求孤独，独来独往。再说，在与人们的接触中，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找不到能使我对他们刮目相看的任何东西，我的所有同龄人，我的所有同学，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思想上似乎都比我低级；我不记得有任何例外。

    是的，我常常闷闷不乐，我总是关起门来，对人家不理不睬。我常常想离开人群。我也许能为别人做点好事，但是我又看不出一丁点我应为别人做好事的理由。人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根本就不值得对他们那么关心。为什么他们不主动地、坦率地先来接近我，为什么非要我主动送上门去，死乞白赖地先去接近他们呢？——这就是我常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足以证明这点的是，我已经为此做了上百件傻事。我会立刻对坦率的人报以坦率，我会立刻爱他。而且我就是这么做的；可是他们大家却立刻耍我，嘲笑我，讳莫如深地躲开我。所有这些人中对我最能敞开心扉的还是那个小时候曾经狠狠地打过我的兰伯特；——然而，即使是他，也不过是个公开的卑鄙小人和强盗，而他之所以向我公开，无非是因为他傻。这就是我来彼得堡时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