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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在我要来讲最后的灾难，以此结束我的这部记事录。但是为了继续写下去，我必须先作个交待，提前说明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做的时候，我并不完全蒙在鼓里，但是等我知道了，完全弄清楚之后，又已经太晚了，因为那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要不然我就说不清楚，因为所记所写就会变得像谜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因此我只好牺牲所谓艺术性；作一些直截了当的普通说明，我将这样来做，仿佛这不是我写的，并不搀杂我的个人观感，就像报纸上常见的一则entrefilet一样。

问题在于，我儿时的发小兰伯特，很可以算是，甚至简直可以算是那些坏透了的小流氓团伙里的一员，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目的就是为了做现在大家称之为敲诈勒索的那种勾当，对此，现在，在法典上都可以找到定罪和量刑的依据。兰伯特参加的那个团伙，早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并在那里作过许多案（后来这一团伙已被部分破获）。我后来听说，他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经验，也非常不笨的头目，而且这人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干他们的那套勾当，有时是全体出动，有时则分散出击。他们所干的事，除了极其肮脏、极其卑鄙下流的事情以外（不过这类消息已经在报上披露过了），还在他们的头头领导下干一些相当复杂，甚至十分奸诈的勾当。关于其中的某些勾当，我是后来才听说的，但是现在我并不想详细讲。我只想提到一点，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先去打听别人的某些隐私（有时候这些人还是非常好的正人君子和地位相当高的人）；紧接着他们就去找这些人，以公布证据相威胁（有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如果要他们保持沉默，就必须付钱。有些事并无大错，也根本算不上犯罪，但是，甚至一个十分硬气的正派人也怕公布这些事情。他们瞄准的大部分是家族隐私。为了说明有时候他们的头头干得多么机智和高明，我想撇开任何细节，仅用三言两语讲一件他们所干的把戏。在一个非常好的好人家，发生了一件的确很罪过，而且犯法的事；具体说，就是有一位有名的、受人尊敬的人的妻子，跟一位年轻而又富有的军官私通。他们刺探到这一消息后是这样行动的：他们直接让那个年轻人知道，他们将告知那女人的丈夫。他们没有任何证据，甚至连最微小的证据也没有，那个年轻人对此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再说他们也不想瞒他；但是，他们手段之所以高明，他们打算之所以狡诈，全在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这位被告知的丈夫，即便没有任何证据，也会像他已经获得确凿无疑的证据一样，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在这里瞄准的就是知晓此人的性格，知晓此人的家族状况。主要是参加这一团伙的有个年轻人，他本人就出身在这个有身份的圈子里，他已经预先搞到了必要的情报。他们已从这个情夫身上敲到了很大一笔钱，而且对他们毫无危险，因为受害人本身就渴望保密。

兰伯特虽然参加了，但并不完全属于这个莫斯科团伙；他尝到甜头以后，便开始一点一滴地慢慢干，并且作为试验，开始独立行动。我要预先说明的是：他并不完全适合干这一行。他这人非常聪明，也有计谋，但是性子急。此外，还太老实，或者不如说，还太天真，就是说既不了解人，也不了解社会。比如说，他似乎根本就不了解那个莫斯科头目的作用，以为指挥和组织这样的勾当是十分容易的。最后，他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认为跟他自己一样是坏蛋。或者，不如说，他一旦认定某某人害怕，或者因为什么缘故可能害怕，他就会毫无疑问地认定此人真的害怕了，就像他毫不怀疑公理似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清楚这个道理；以后我会用事实来说得更清楚些。但是，依我看，他虽然思想发达，但相当粗俗，而对有些善良的、高尚的感情，他不仅不相信，甚至，也许，都不明白这样的感情为何物。

他来到彼得堡，因为他早就想到彼得堡来一试身手了，他认为彼得堡是比莫斯科更为广阔的天地，还因为他在莫斯科的某处，因为什么事碰了壁，现在正有人在到处找他，准备向他下毒手。他一到彼得堡就立刻同他过去的一名同伙联络上了，但是活动范围很小，小打小闹而已。后来他认识的人扩大了，但也没有形成任何气候。“这儿的人全是草包，这儿的人净是些不中用的娃娃。”后来他对我说。就在这时，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忽然发现我躺在围墙下，都快冻僵了，竟瞎碰瞎撞地撞上了一件能够“发大财”（按照他的说法）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