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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来临是那么的猝不及防。当孩子在当地三级甲A医院里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的时候，我忍无可忍，终于在第七天的早上，为带女儿到北京大医院里治病，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将病房的门狠狠的摔上，然后就不见了踪影。我摇醒了从剧痛中安定下来刚睡去的甜甜，将她带上了去北京的飞机。
四个小时后，我与孩子出现在北京天坛医院里。挂号，排队，脑电图，心电图，磁共振等一个个项目的检查，一切指标显示都正常，而孩子的痛苦却每时每刻都在加重。此后，宣武，同仁，协和，各个大医院挨个看过去，我甚至不惜近千元的高价从号贩子手中购买各大医院的专家号。然而十几天过去了，孩子的病仍然没有确诊。
每天夜里，孩子头痛都会比白天厉害。甜甜是个坚强的孩子，而那不能忍受的头痛却使她忍不住夜夜哭号。每当发作的时候，我在给她服下散利痛后，就在床上抱住她。看着怀里痛苦挣扎，日日消瘦下去的孩子，我的心如刀绞般的痛。在朝阳区中海油国宾馆十四楼的客房里，在一个夜里，对孩子的病痛束手无策，却又不甘心放弃的我，听着孩子一声声的哀号，心就如被一把锋利的刀片在无情切割着，那撕裂般的痛，使我再也坚持不下去，在一个时刻，我放下了怀抱中的孩子，走到了窗口前。望着窗外京城繁华的灯火，内心突然间沉静了下来，死的欲望就在那一刻那么强烈的袭来。我没有回头看因头疼躺在床上泪流满面的孩子，我慢慢的拉开了酒店沉重的双层玻璃窗。就在我欲迈过去的时刻，我听到了从背后传来的甜甜微弱的呼唤声“妈妈！”
这一声妈妈那么微弱纤细，却似一道有力的绳索，将我严严套牢，把我的心重新拉回到她的身边。回头，我看见孩子伸着她细瘦的小手，向着我的方向抬了抬，无力的再唤了一声“妈妈”。
“甜甜，妈妈在！”
我扑向床前，握住了孩子无力的手，抱住了她的头，把脸紧紧的贴在了她的头上，一时间泪汹涌而出。疼痛使甜甜睁不开眼睛，她却努力的抬起她的小手，摸着我的脸，“妈妈别哭！”我看到她紧邹的眉头，知道她正在头疼剧烈发作中。十几天了，她病一天天的加重，在毫无医疗措施的情况下，只靠定时服用去痛片来抵抗无情的病魔。
那天早晨在病房里与他争吵，当他把我推倒在地，愤愤的摔门而去的时候，我就在心内告诉自己：他不能靠了，我只能靠自己，我一定要坚强起来，即便是走遍天涯海角，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把甜甜的病治好。
十几天过去了，情况再难，我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也没有来电话问下孩子的情况。那些日子，每天带着孩子到处求医，每天面对着痛苦中的甜甜，我对她的痛与怜压过了对他的恨与期冀，甚至忘记了在我们生活中还有他的存在。
就在几近绝望的时刻，我想起了他。虽然之前因为我坚持要带孩子进京诊病，而一向稳健的他担心在此过程中治疗的中断会加重孩子的病情，他断然拒绝了我，为此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狠狠的骂了我，并赌咒发誓不再过问孩子的情况。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相信，作为孩子的父亲，他若明白了我与孩子的处境，无论如何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之前若不是因为在老家医院里我为孩子的病急火攻心而不顾他的面子，当着他的领导与下属狠狠顶撞了他，他不会赌气这么多日子把我们娘俩丢在京城不管不问。对于我来说，他也许不是好丈夫，而对孩子，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非常爱这个孩子，一直视她如掌上明珠。
此时，面对着痛苦不堪的孩子，我的心，被撕裂了，执拗，被彻底摧毁，再也坚持不住，我拿起了电话向他求助，告诉了他我在北京带孩子求医的结果。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当即拿起电话，一个小时后就联系到了301医院的专家。
第二天，孩子的病在301被确诊，此时，距刚发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因为病拖得时间太长，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孩子左眼视盘上下及鼻侧已经出现了较大范围神经上皮层脱离，被诊断为一种罕见病。得知情况，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于同天抵京，在与我单处的一刻，他哭着向我跪下了，向我忏悔，感谢我救了他的女儿，然后就紧紧的抱住了泣不成声的我。满怀凄怆的我，泪一直不停的往下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通过我的泪读懂我内心的痛与对他的怨恨。

为了照顾孩子方便，我们从朝阳区中海油国宾馆搬到了五棵松医院附近住下，此后九天的时间里，他与我一起照料重病住院的甜甜。九天后，因为一个上亿元的经济案件，必须要他亲自挂帅，他被单位招回。此后十几天，孩子的病情逐步稳定下来。其间的每一天，从早六点，到夜里十点，一直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照料甜甜。这期间，妈妈每天都有电话来，询问孩子病情，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自己。
就在他走后不久，心力交瘁的我终于病倒了。孩子在住院，我则每天拖着沉重的身子到门诊部输液。这期间，头一直昏胀，浑身酸痛无力，口中干苦，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为了能有足够的精力与体力照顾孩子，我对宾馆餐厅说，每天为我炖一只人参乌鸡，天天如此，并在不该吃海参的炎热夏天里每天吃两只海参，只吃到鼻子出血。我以这种生硬而野蛮的进补方式，使自己在北京坚持了下来。当妈妈得知这一情况后，几次要求来帮我，被我坚决拒绝了。
我曾告诉过妈妈孩子所在医院，她记不住，又问我，并再三说她要自己过来。妈妈身体不好，弟弟两口子在工厂上班，她要照顾我年幼的侄女。还有，父亲不会做饭，妈妈要服侍他们的一日三餐，她若过来，爸爸与孩子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另外最重要的是，北京夏日干燥酷热，我怕住惯了海边的她受不了。为了不要妈妈来，就拒绝再接她电话。
七月二十二日夜里十点，服侍孩子睡下，当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迈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呼唤：“英儿！”
我怀疑是听力出了问题，我不相信妈妈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京城。母亲天生没有方向感，这一点我遗传了她的基因，而她比我的辨识能力更差，除了村子方圆十余里的地界，她这一生，几乎就没出过远门，她怎么可能会来到我的身边？想到一人在京城的艰辛，我是那么的孤独与悲伤，眼泪很快的流出。此时，我是多么的希望母亲真的会出现在我的身边。我茫然的抬头看着远处，看到的是夜里仍川流不息地奔波于夜生活中的京城人，我看不到母亲那熟悉的矮矮胖胖身影，于是格外哀伤的低头向宾馆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