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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修总算熬到了尽头。在释放我的前一天，我领受圣事。在整个仪式中，我止不住热泪滚滚。次日，我叔父来了，见我消瘦的面孔，感到惊异，但马上把它掩饰过去了。他对我说：“苦修对你很有益，你已经从罪孽的深渊中解救了出来，人也变得文雅多了。”

 

我们离开修道院，叔父用马车把我送到中学，我跪着向我的老师公开赔罪。他借此机会，要求学生注意他的尊严和人格。在如此这般地向另外几位老师赔了罪后，叔父才把我带回家。婶婶看到我，问叔父：“他怎么搞得骨瘦如柴的？”叔父回答：“他苦修赎罪了。”叔父还想让我回到学校，可我坚决不从。他最后决定把我送到布尔勒律师那里。这个人曾负责签发送往西班牙的教皇敕书。近两年，他因风湿病待在家。他的工作只限于签发两个老秘书替他起草的信件。当我在他门下读书时，他与一位仆人单独生活。我上年纪的婶婶常来与他作伴。到晚上，当我完成了自己的功课，我们便一块回家。不幸的律师被疾病折磨着，长期卧床不起，他咒骂上帝和圣人，说着是上帝公正，就应分清善与恶。婶婶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听到这些诋毁神灵的话，内心十分不安。

 

一天她驳斥病人，可他听不进她善意的批评。回家时，善良的婶婶对我发誓，她再不去见那个痛风病人了。他说：“他那些咒骂神灵的话，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由他这种鄙视上帝的人授课，你会一无所获，你应像我一样，不再去他那里。”

 

我回答说：“我不怕他影响，”若是叔父知道了这事，禁止我去听布尔勒的课，我会非常痛苦的，因为这位非宗教狂徒耳提面命，使我理解了很多我过去不懂的东西。另外，他借给我一些很有意思的书，我读得入了迷，这还成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我的信念动摇了。律师讲的那些道德准则有根有据，我起来越觉得有道理了。我真不知如何把它与我所受的宗教教育统一起来。

 

我婶婶又往律师家走动了。一天，布尔勒痛风发作，疼痛难忍。婶婶恳求他为上帝的仁爱忍受一切痛苦。律师本不大信神，在痛得恼火时，婶婶诚恳的劝告，反惹得他大骂起来。可怜的婶婶气得顾不上围披巾和戴帽子，匆忙走了。出门时，她一边不停地划着十字，一边发誓不再踏入这可怕的房子一步。晚上，布尔勒却笑嘻嘻地跟我谈起这件事。我回家后，婶婶对此只字没提。到星期天，婶婶去作忏悔，她的牧师、一个宗教裁判所多明我会的修士，说除非她预先去揭发这个亵读神灵者，否则他不会给她赦罪。次日，她到圣所去揭发，然后到牧师那里。他表示宽恕了她，因她听从了他的话。

 

半个月后，我收到宗教裁判所的传讯通知。我以为是几个教友出卖我，揭发我藏有禁书。我十分害怕，我谨防把这传讯的事捅到叔父那里，我整日提心吊胆。必须承认，我的处境很难，一个阅历浅闹不清惹了什么麻烦的可怜年轻人，在这个案件中是很狼狈的了。决定性的一天到了，我到了神圣法庭，在侯见室惴惴不安地等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被领到一间张挂着黑色幛幔的厅里，三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坐在一张铺有黑单的桌前。这个场面令我不寒而粟。幸好我认识三个宗教法官的秘书，他是一个正直的教士。在他暗示下，我心里踏实了些。我不再紧张，在没开庭前，偷闲打量四周。我发现在教友们的头顶上方，放有一个很大的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在桌上有一个较小的十字架，在摊开的一本书旁边，放着《新约》。首席法官问我姓名、是否被神圣法庭传讯过。对最后一个问题我作了否定回答。

 

他接着问我：“你认识布尔勒律师呜？”

 

“我认识。”

 

“你有时听到他辱骂教会吗？”

 

我回答说他病很重，我到他家是去做功课，不是去监听他的言论。我的回答引起了大家注意。法官威胁我，如果我不把自己了解的一切，毫不隐瞒地揭发出来，就要严历惩罚我，并以圣三会和《圣经》的名义，勒令我检举罪犯在我跟前说的辱骂宗教的话。他并问：“难道你没与这个人作过个别交谈？”

 

“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