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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些不甘心。他离开已有一个小时了！

记忆像潮水一样退去。

有一点盼望：他忘了东西，帽子、手套，或者公文夹，回来取。我可以好好告诉他。我那个英文的性格已附着在我身上，我有了做一个成年人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他一、二、三、四，我的损伤究竞在哪里。

地土是那封推荐信，是我撕的，这回。破坏东西也是心理退化。弗洛伊德列了上百种心理退化的症状，还有迷信和看恐怖故事。

文化大革命几亿人一同干的，砸碎这里那里，你打我我打你，听、视、制造恐怖故事，仿佛是整个民族向幼稚退化。就像希特勒，政治生涯中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严重的心理退化，凡事都拒绝成年人所应具的能力。整个战争，屠杀是因为几个人的严重心理退化。这样的结论令人好受些。

不要审判他，医治他。

医治从哪里下手？这般辽阔的退化。

情愿它是退化：大标语，破四旧，迫害，人人都带有攻击性。不投身到集体的恐怖中去，是没有安全感的，退化最终是寻求安全感。把别人致伤、致死，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安全感。突然跳起来，给人一个耳光，仅仅是图那点安全感，红旗的海洋里，沉浮的原来都是些不安全的心。

你全用笔录下了？

还有十分钟，我今天早些走，因为我不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锁门。

留步吧。谢谢。再见。

我收到了你的圣诞。谢谢！

真抱歉，我忙得连上街买卡的时间也没有。怎么也该给我爸爸、妈妈寄一张卡。

谢谢。她还好，比我父亲稳定多了。他们离婚之后倒是我母亲渐渐稳定下来了。

我没告诉你吗？他们离婚有十四年了。

我妈妈，她是个可爱的女人，比我起码天真十五岁。

她演歌剧，后来调到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到文化馆工作。她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个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觉。

很快就发觉了变化。像你一样。我妈妈把时间、地点推算出来，问我：暑假里你在上海怎么了？(你问我：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其实我丝毫变化也没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来。同我并排躺着，问我这个那个，但她问的绝不止那些，绝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马上不愿她的身体挨着我。我说我困死了，别挤我，蚊子该进帐子里了。她开始用一种我两三岁时的语态和我说话，哄逗我，反过来也让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后颈上。她的目光也热乎乎的在我背上；顺着我侧卧的肩膀、腰。明显耸起的髋部直打量下来。骸骨已向广度扩展开来，之间的容纳在丰厚。表面无变化的腔内，一切都在苏醒。

她间：我请贺叔叔在火车上照顾你，要他督促你洗脚，他督促你了吗？

我用粗嗓门说：那么大个人要别人照顾什么呀？

她对这份伴随发育期同来的粗鲁一向不一般见识，但这晚上她敏感起来，指出：从上海回来的我变得顶撞、野蛮。她并不厉声，边理若我的辫子边叹息。声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两三岁的我那样嗔怒地说，你知道妈妈就只有你一条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个时候，没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块剧痛的心病一块活了那么多年。直活到许多年后，我爸爸真的遇上了个女人：对干我爸爸爱着另一个女人这桩事，她从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无凭地怨怪，哭闹。诅咒那个直到十几年后才出现在爸爸命运中的女子。在妈妈惧怕得不可终日的时候，那个女子还是一份完全无形无影的存在。她和我们的存在毫无相干，也没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还在念她的大学，打她的篮球；她是个远远没有开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敌。就像许多年前，我对父母，是尚未开始存在的女儿，而妈妈却为了那女子必定要开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觉太好了，她自己也没办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们大家。

浅蓝色的尼龙纱帐里，我妈妈对我讲着她对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说的名字，它们让女孩子们上当。我面朝墙壁，伏卧，整个腹部被压在席上，她讲她的。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对着我独白，我可以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她流泪，我才说：我不是在听你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