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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抖着声音问我：你怎么啦？

他都不知自己在哭，又转身去问我妈妈，嗓子提得更细软；我刚才没说她什么吧？

三个人中间，我妈妈对于创伤的反应是惟一不同的。

她似乎一下看清楚了曾经漫山遍野隐蔽守候的都是哪些人，或兽。虽然又受到意外一击，但她终于不必再继续假设任何敌人和暗算。一切已证明了她所预期的，一切都证实了她没把人或兽看错。现在一切明朗，她的防御和进攻都不必再摸索。她有了目标，生活亦有了口标。母亲娇小的身体上，顿时出现了一些大动作。她“哗”一下打开窗，对二楼的人家喊：喂，拖把的水都滴到楼下来了！我们成你们的下水道啦？！她开始把早餐往餐桌上摆；一大锅粥很响地给搬上桌面。生活逐步在粗糙起来，母亲早已不是小家碧玉，但还不曾如此气壮过。她嘴里大声反驳着大字报上的每一则指控，一面把一个个小菜碟子“啪！”

“啪！”“啪！”地敲在剥去了绣花桌布的赤裸桌子上。她的响动好像是在夯战壕。她不断地哼哼冷笑，说早料到人脸一张皮说变就变。

我爸爸仍看着我。如看一个病痛却无以言语的婴儿，眼泪不断从他眼里流出来。他一直问：爸爸说了你什么呀？

我没一句话.他给我妈妈拉去喝粥，坐到凳子上，仍转过来看我。看他自己。在我瞪起或垂下的眼睛里，两年来，他就这样看他自己。那记耳光揍出去，一些人快活地跑来祝贺他，拍他肩膀，说那一记揍得真帅，应该多揍揍那个扫盲生。从此我爸爸就常在我眼里看他白己。他想看见那个让我陌生得发怵的父亲究竟什么样儿。他太想从我眼里认清自己那个突如其来的行为。它被什么发射出他的身心。那发射它的秘密机关在哪里。一定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触发点，不经意触碰，蹦出那个全然不相干的举动来。

是什么触发了它，触发了他和我生命中一连串的后果，他多想从我眼里知道！

人们在大字报中列出的那些罪状，他要从他女儿的眼里得到最后验证。

我不理母亲的催促，从他们的早餐边走开、坐到高凳子上去。面朝窗。然后我开始研墨，研得桌椅直晃，我自已头也晕起来。各家起床了，在这个冷潮的早晨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极致，同时打开窗。若没有如此音量，他们自家的收音机说的什么就会听不清。人们可以在收音机快悦声响中苦闷、惧怕、吵架和自杀。

我妈妈在劝我爸爸把一碗粥喝完。说人是不可救的王八蛋。她自己大声将粥划进嘴里，在给我爸爸、我，全体的人做个“好好活下去”的示范。

我写出一群一群无意义的字。知道父亲多么脆弱，有一搭无一搭的自杀念头正在他心里起着圈圈的涟漪。

早饭后，我妈妈一二三地布置如何活下去的措施，那是规律：一准一夜间得了罪名罪状，他早些迟些要给抄家，停薪水，然后“隔离审查”。私堂和私狱叫做“隔离审查”

和“牛棚”。我妈妈说：先烧吧。

我把小煤炉置在后院，拎一只纸篓，里面装着我爸爸半生写的手稿。几十斤重，之后是书；那些成了敌人的作者赠送给我爸爸的书、上面有他们的签名。其实这事我妈妈早就干起来了，她一两年来一直在用信件、日记、照片生炉子，一切她认为危险的东西成了颇好的燃料。

她要我照她的样儿；坐一只小板凳，慢慢地细细地去烧。我拿一把破芭蕉扇，一页一页扯烂书投入炉膛，看它抽搐听它丝丝呻吟，黑色字迹变成了白色。我尽量不去看那些人的名字。

我爸爸突然跑过来，从篓子里拿出已被撕成燃料的《紫槐》，两只手拼接一页，却没拼上，手又去篓子里掏，掏出它的作者的照片来，那还是个穿粗布军衣的年轻人，右肩略耸，下半节手臂连同撕烂的半页封面不知去了哪里。挎在手枪上的右手。

我看见他眼睛里有那样的情感。那样的黯然神伤和思念。他蹲在篓子边，拿出一些残碎字句飞快地读着，生怕我烧得比他读得快。

我说：爸爸，这书写得好吗？

他说：好，写得真好。

一副神情都是缅怀。他回到初次读它的时刻，初次见到那张生气勃勃的脸。

他又说：写得比我好。

意识到失日了，他瞄我一眼。他自我更正地说：我是说这个人就照这样老实巴交地写下去，不得了。要是不去搞权术，他会比我写得好。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