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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爸爸给贺一骑的第二个耳光在他身心内即将成形时，我及时中断了它。

我插到他俩之间。我说，是我写的。我面带那种表情：这世上原没有任何大事，起码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再也没有了。我说：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作家集合起来去美国赶一回集？跟去淝西赶集有什么两样？！

我爸爸愣住了。贺叔叔想把它看成一次“胡闹”，再次笑笑，却没笑出来。他隐隐约约感到我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局外。

我爸爸语不成句：你怎么可似……伪造我的……？

我笑嘻嘻地说，你伪造了我啊。

我对贺叔叔说：我爸爸投奔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口袋里有张去美国的船票。误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给他写信，说要送他一张机票。他说那张机票不能再作废，给我女儿吧。他不想去美国，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这里的事都停了：写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语气，贺叔叔仍是听出了意思：该是还清的时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该是给他些公道待遇的时候了。该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了。接纳他入访美代表团，仅仅让他感觉他没有白白误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笔笔从日历上白白勾销了。他该得到一个起码的名分：一个中国作家，尽管默默无闻。

我想贺叔叔从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断出找的真话。

你看，我们共和国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早已习惯去听那些没被嘴唇和舌头印制出的词句；那些真实言辞唇齿是无法亦无力铸造的，它们的锋利形状，精准意义全在你的听觉的接受力之外。

后来的事就全是“据说”了。

据说一天贺叔叔在他那副省氏待遇的小楼里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推荐的一位访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中有“打、砸、抢”行为。贺叔叔说，文*嘛，不打不砸叫什么文*，哈哈哈。电话追问：听说他在批判斗争大会上跳上台，当众打了一位著名作家；听说他和那个著名作家一直关系密切。贺叔叔说：有这事？电话说：听说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贺叔叔沉默一阵，咽下很重一口气和唾沫，一字一句说：没有的事。

电话坚持追查：你文*中没挨过打？不是打断你、一根手指。

贺叔叔说：打我的人不少。哪里记得清呢？

电话不依不饶：不是说你挨了你那朋友一耳光之后，差点儿自杀，就是裤带不够结实？

贺叔叔咬牙切齿，说：没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