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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第一次找来了谢晋75年执导的电影《春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止不住地一次次为之热泪盈眶。

这部片子说的是文*前，一所卫生院被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人整天琢磨着怎么讨好上级领导，却对贫下中农的求医，显得非常地冷漠和敷衍。被送到这所卫生院培训的农村女子田春苗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非常不满，因此遭到了打压，被院长斥为：拿锄头的手，拿不了针筒。田春苗被挤走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赤脚医生田春苗又回到卫生院，和这里一位有思想、有活力的青年医生一起，探索一种中西医结合的治疗腰痛病的新方法。但却受到了卫生院当局的重重阻挠，甚至不惜给患腰痛病的老农下毒，以嫁祸给这两个年轻人，并借此巩固自己在卫生院的掌权地位。这让一心想给贫下中农治病的赤脚医生田春苗觉悟到：卫生院发生的事可不是工作作风的不同这么简单，这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一个医疗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官僚阶层服务？还是为贫下中农服务？这因此也是一个“政治路线”的问题；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电影以卫生院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被打倒为结局，并在“革命群众”的“毛主席万岁”的山呼声中结束了。

其实，我的大脑告诉我，这部片子不过是文*的一个很概念化的注脚而已，旨在鼓吹文*是多么地正当与合理。因此这部电影的思想是很成问题的。但我的情感还是止不住地为之悲愤、为之激励。这是为什么呢？我不禁反思起来。

经过反思，我想，我至少为自己找到了两个原因。

其一是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我家今年遭遇的一件事情。今年年初，我母亲在街上被人给撞了。肇事者逃之夭夭，我母亲只好在家人的陪同下去成都一家空军医院就诊。这里的医生很敷衍地看了看，说没问题，就把我母亲给打发了。我母亲回家后，感到全身疼痛，不得已，又去那家医院照片。照片的结果是肩骨骨折，腰间盘凸出。那家医院的医生说：“要动手术，先交住院费若干”。我母亲有些疑虑，我便找到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专治腰间盘凸出的朋友询问。这位朋友告诉我，腰间盘凸出不要轻易动手术，最好保守治疗。因为有很多这类患者因为动手术而导致了瘫痪。这位朋友还看了我母亲的片子，说，这样病情还远不到做手术的程度。听了这位朋友的话，我不禁对我母亲求诊的那所医院和医生，生出一种极大的愤怒。我不敢想象，要是我母亲当时没有犹豫，对医学毫无知识的她被交到这家不负责任、唯利是图的医院的手上随意摆布将会是什么个结果！电影里的那所卫生院，不正是这家医院的写照吗？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这样的医院难道还少吗？而我们最为广大的、对医学一无所知并且并不富有的患者们，不正是每天都忍受着那些眼睛只盯着上级和金钱的不负责任的医院以及医生们的任意摆布吗？

其二是这部电影让我对近几十年来社会风气的变迁，生出了无限的感慨。三四十年前，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上，还是常常可以看到田春苗式的人物的。他们有着一颗积极向上的、追求进步的、嫉恶如仇、敢于批判的心，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光明的、鲜活的、希望的气息。可90年代以后，具有这种精神气质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少了。前几天，有朋友拉我去酒吧喝酒，我平常是从不去那种地方的。一进到那种地方，我就特别地留意起这里的光顾者们的表情与气质来，我感到，我从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是空洞、无聊、堕落与颓废。如果说，在过去，“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只是用来打击人的一顶空洞的政治“帽子”的话，那么，我从今天街上的几乎每个人的神情与状态中，看到的就是对这句指责的最生动的注解！说实话，我非常地不喜欢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经过这一反思，我开始明白这部电影为什么那么地感动我了。因为，我用我一双不带任何政治倾向性的、只对我自己的感受负责的眼睛看到的是我所恨的和我所爱的东西！

看了这部电影，我绝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因为我不能假设只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一定“反动”到对贫下中农见死不救的程度；也不能假设只要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医疗就自然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了。那样概念化的、非此即彼的假设必然会伤及无辜和滋生野心家。再则，一个让贫下中农陷入到绝对贫困中的极左路线最终是更不得贫下中农的人心的。因此，我认为这部电影在思想与逻辑上，是经不起质疑的。

但，这部电影的确打动了我，它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们的医疗、教育、住房、环境、食品安全等诸多领域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并成为了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的大山，我们只需要加强监管力度、打击腐败就可以搞定的吗？当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在精神上普遍处于一种颓废堕落的、黑暗的、无希望的状态，我们的社会只需要多搞点光彩工程和文化项目就可以使之改观吗？不。在这一切的病态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的背后，存在一个病态的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这种主流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正体现在我这个社会的那些备受追捧的人及其阶层的身上，并且，经各种传媒的或明或暗地推波助澜，正确立着它“独一真神”的至高地位，并对人性中还残存的那一点美好的东西，施与了最为无情的嘲弄与放逐！这种主流的“从头到脚都流着脓和血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正在用它那恶毒的“病毒”最大规模地戕害着人性，并势必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空洞与冰冷的毫无生机的无机物，并最终把我们交在死亡的手里！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打了一个比方：一个近视者看不清一行小字，如果一旁有一行与这小字相同的大字的话，近视者看那大字就行了。小字就好比个人道德，大字就好比国家道德。当我们为我们社会的个人道德的普遍沦丧而扼腕不已之际，我们为什么不追问一下，国家道德在哪儿？一个国家如果不动用国家的力量去强有力地推行一种光明进步的普世的道德价值，则它又怎么能有效地制止它机体的溃烂、怎么能有效地制止它的人民普遍地落入到道德沦丧、精神堕落的黑暗境地？

我不主张再来一次过去意义上的文*，毕竟，什么都砸烂了并不能自然生出一个光明的东西来；我也不相信当一个国家都失去了它引导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却能期望大多数平凡的个体能够象基督背十字架般地去扛起道德的重担。作为个人，我们不能足以要求国家做什么，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什么也不能做。

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句竞选口号是：“change we need”。这句口号喊出了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灵魂深处的心声，因而有着巨大的穿透人心的力量。我想，既然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已经染上了严重的病毒，我们每个有良知的生命个体也并不希望我们就这样堕落下去，那么，我们每个有良知的生命个体就必将做出一个生命态度的抉择，同时也等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够站出来重建一个光明与普世的主流道德价值，从而“改变我们的需要”！

故吾人所期盼的医疗体制（包括教育、环境等等一切异化成人性的对立面的东西）之革命，请从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之革命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