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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怡一惊，仿佛这话含有不详的预示，“他知道自己的病情？”

“也许吧……人老了，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会诊仍在进行。黎副团长上午还要忙团里的事，先走了。萍萍换了衣服下来，急匆匆道：“我得去跑跑晓舟的工作。”

这两天，她跑了四五个文艺团体，标准被迫一级级降低。前天在省乐团碰了个硬钉子，那里的头儿说上海音乐学院将有十个名额的应届毕业生分配到此，他们一律不接收其他途径来的人了。昨天她又在省歌舞团碰了个软钉子，说是他们今后不打算发展西洋乐，如果不是大提琴而是大革胡，兴许可以考虑。接着是市歌剧团，他们正拼命提高票房价值，那位团长倒反问萍萍可否推荐一名会拳脚的女演员，他们最近排练的歌剧，主角是一位女侠，如果能荐出这一角儿，他们可以考虑将大提琴“搭进去”。那位团长苦笑着说：“这不是几年前啦，外国电影挤得我们快讨饭啦……”末了，蒙他指点，劝萍萍再到曲艺团问问。一

乔怡看着萍萍那不灵便的身子：“晓舟怎么放心你到处瞎跑，他一个男人倒坐等其成？”

“他不知道。我想跑成了再告诉他，让他惊喜一下。既然他离不开那把该死的琴，我就成全他吧。这两天，他没琴可拉，连话都懒得说，一下子老了十多岁似的……”萍萍嘘了一口气。

“可你也不能不顾死活呀，光挤汽车就够要你命了……”

她顾不上听乔怡把话说完就走了。边走边回头挤眼笑道：“求人的事，女的比男的效率高，你懂不懂？”

谁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萍萍和晓舟的幸福或许是由多种不幸因素合成的。

乔怡来到徐教导员的病床前，大约各种各样的检查折腾得他心力交瘁，他已睡着了。一个女护士轻声告诫她：现在是非探视时间，病房一律不留人。显然达娅就是被这位极其负责的姑娘撵走的。

“我只呆一小会儿，……我从外地来，明天就要走，恐怕没机会再来看他了。”

“二十分钟。别让护士长看见，不然要扣我的分了。”

乔怡蹑手蹑脚地坐在床边的方凳上。徐教导员躺在被子里，被子仍显得空瘪瘪的。窗外是难得的好太阳，但被摇来摇去的树影遮掩，使徐教导员的脸忽明忽暗。

他瘦了、老了，不，是更瘦更老了。他或许再也喊不出那种金属音色的口令了，他或许再也走不出以往那标准的步伐了，他或许再也不能领着鼓动组超过急行军的大部队，占领一块坡地说唱了。但他床下那双洗白了的毛了边的军用胶鞋，鞋带系得整整齐齐！衣帽挎包挂得那么有条理，仿佛这不是病房而是营房，仿佛一声紧急集合哨他还会戎装整齐地第一个到位。难怪啊，军旅生活几乎是他的全部阅历，统治着他的意识和下意识……

记得杨燹被专案组带走后，乔怡心如槁灰，她递交了复员申请。徐教导员不解地打量着她：“怎么，部队不好？”

乔怡把玩着军帽，摇摇头。

“那么为什么要走？”他伤感地问。

“部队……哦不，是我不适合留在部队！”

“不适合？”

“对。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想和别人一样，但事实证明不行。”

徐教导员苦笑着摇摇头：“你这孩子，可真麻烦。那些烂七八糟的书你读得太多啦！”

乔怡声明那些书并非“烂七八糟”，全是世界名著，人类知识的结晶。

“所以你总是有些怪念头……换了我，我一辈子也不离开部队，打都不走！你家里对你的影响太大，你该从思想上与他们划清界限才对。”

乔怡又声明复员并非是那个家庭对她有什么吸引力。虽然那幢小楼又回到主人名下，但儿时臆想的童话世界早已荡然无存。父母变得更加卑琐和小心，他们对生活只求安宁，不求享乐。少了那个大吵大嚷的外婆，小楼静得让人发怵。乔怡每次探亲总是提前归队，她感到家里与外部世界的温差起码有十度。当全家围着那个旧红木八仙桌，用那些笨重的银质餐具吃饭时，乔怡偶尔对社会发几句豁边的议论，父母都会向她竖起食指：“嘘——解放军不能瞎讲的。”，两个哥哥也会象受了惊吓似的频频眨眼。一个贫血的家庭；一个害过敏症的家庭；一个可怜巴巴的家庭——乔怡在心里对自已的家庭批判道。他们有文化，有相当高的文化，伹同样禁锢自已的思维。乔怡渴望的，是思维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