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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人，放明白点！您这是跟谁说话！”伊万·伊里奇暴怒地吼起来，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跟您说话，其次，我不是年青人……您是来摆架子，出风头的。”

 

“普谢尔多尼莫夫，你这是干什么呀！”伊万·伊里奇大叫起来。

 

普谢尔多尼莫夫吓得跳起来，像根木头似的不知所措，客人们在自己的座位上也成了哑巴。那个艺术家和那个学生则拍手叫好。

 

那个编辑怒不可遏地继续叫喊：“是的，您是来鼓吹仁爱的！您让大家扫兴。您喝的是香槟，可不想一想，对于一个月薪十卢布的小职员来说，这香槟有多昂贵。我猜想，您就是那些挑逗自己属员的娇妻的上司之一！此外，我认为您接受贿赂……是的，是的，是的！”

 

“普谢尔多尼莫夫，普谢尔多尼莫夫！”伊万·伊里奇开始叫起来，向他伸出一双手。他感到编辑的每一个字都是插进他心脏的一把利剑。

 

“大人，请别担心！”普谢尔多尼莫夫用力地说了一句就向编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将他从桌旁拖开。孱弱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竟有如此大的力气，真是叫人难以想象。不过编辑已经醉了，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却很清醒。接着，普谢尔多尼莫夫给他背上几拳，把他推出门去了。

 

“你们全都是卑鄙的家伙！”编辑叫着，“我明天要在《炭火块》上画你们的漫画！……”

 

客人们一个个都从座位上跳起来。

 

“大人，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母亲及几个客人围着长官叫喊道，“大人，请放心！”

 

“不，不！”长官叫着，“我完了……我到这儿来……是想，可以说是来道喜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像没有知觉似地跌坐在椅子上。两手搁在桌上，头垂在手上恰好落到了牛奶杏仁酪盘子里。人们惊恐的模样就不必去描画了。过了一会，他站起来（显然是想走开），身子一晃，绊在椅子腿上便倒在地板上打起鼾来。

 

不喝酒的人偶尔一喝就醉是常有的事。他一直神智清醒，可后来忽然倒了下去仿佛被砍倒似地。伊万·伊里奇躺在地上完全失去了知觉。普谢尔多尼莫夫抓住自己的头发，就这样呆呆地一动不动。客人们慌忙散去，各人按照各人的理解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这时已经快到凌晨三点了。

 

主要的问题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处境比所能想象到的还糟得多，虽然现在这种状况一点也不吸引人。伊万·伊里奇暂时仍躺在地上，普谢尔多尼莫夫站在他旁边，绝望地揪着头发的时候，让我们中断一下我们的这个故事，用几句话来谈一谈普谢尔多尼莫夫本人的情况。

 

就在他结婚前的一个月，他陷入了绝境。他出生在外省，父亲曾在那里供职，后来吃官司死在那里。普谢尔多尼莫夫在彼得堡整整奔波了一年，大约在婚前五个月，才弄到月薪十卢布的职位，身心才得以平复，但不久又为家境所困扰。普谢尔多尼莫夫一家只剩下他和母亲两人。母亲在丈夫死后离开了省城。母子俩一起挨冻，吃的是很糟的食物。常常过着这种日子：普谢尔多尼莫夫自己拿着杯子到丰坦卡河里去打水，在那里喝个饱。找到工作后，他和母亲才在贫民窟里马马虎虎安顿下来。母亲开始给人家洗衣服，而他积攒了三四个月才给自己添制了一双靴子和一件大衣。就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也经受过多少难堪的场面：上司走上前来问他有多久没有上澡堂洗澡了？人们纷纷传说他的文官制服衣领下有一窝窝的臭虫。但他性格刚毅，而从外表上看他既温和又文静。他只受过很少教育。几乎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否有过思考，是否有过计划，是否有过什么理想，但相反，他身上一种本能的、下意识的倔强决心正在形成：他决心摆脱这种低下的地位闯出一条新路来。他身上有一股蚂蚁般的顽强劲；如果把它们的巢毁了，它们立即又会重新去建造，毁了，又建造，就这样不疲不倦地进行。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关心家事的人。从他的额头上可看出，他会闯出路子，会筑起一个窠来，甚至还能有点积蓄。全世界只有他的母亲是爱他的，而且爱得发疯。她是一个坚强、不知疲倦、能干活，同时又是心地善良的女性。如果不是碰到退休的九等文官姆列科皮塔耶夫，他们就会在贫民窟住下去，也许再住五六年直至境况的改变。姆列科皮塔耶夫曾任财务主任，以前在省城供职，最近才带着全家在彼得堡定居。他认识普谢尔多尼莫夫，普谢尔多尼莫夫的父亲曾有恩于他。他有钱，当然不会太多，但是有，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无论他的妻子、大女儿或亲属都不知道。他有两个女儿，而他是一个十分刚愎自用的人、酒鬼、家庭暴君，此外，他是个病号。因此，忽然想起个主意要把一个女儿嫁给普谢尔多尼莫夫，他说，“我认识他，他父亲是个好人，儿子也会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