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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曾国藩对之抱以很高期望的湘军的实际作战效果却使之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湘军出师初期遭遇了不少的挫折。咸丰四年三月初七日，停泊在洞庭湖湖内的战船因遭遇大风被打沉二十四号，撞损三十余只，水陆各勇也被溺毙不少。[46] 曾国藩所带的陆勇因不能与之会合，“猝遇金口大股贼匪数万来犯，遂至溃败”[47]。同一天，王錱所率领的兵勇也在羊楼司地方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月初，在塔齐布与林绍璋在湘潭会战的同时，曾国藩也在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由于太平军早已做好准备，加之湘军水师战船太顺风不能回转，“炮高船低，不能命中 ”[48]等原因，曾国藩部被打得落花流水。不但团丁夺命奔逃，官军也随之溃败，弃船上岸，“或自将战船焚毁，恐以资贼，或竟被逆贼掠取”[49]。曾国藩后来虽派陆军来援，但仍阻挡不住湘军的溃逃。湘军“争浮桥，桥以门扉、床版[板]，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50]。曾国藩亲自执剑督战，甚至立令旗于岸上，大呼“过旗者斩”，但是士兵却从旗旁绕过而作鸟兽散。此次战斗，“陆路之勇与贼战半时之久，即行奔溃；而水师之勇见陆路既溃，亦纷纷上岸奔窜。大小战船有自行焚烧者，有被贼抢去者，有尚扎省河者；水勇竟至溃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51]。从一出师到靖港之败，短短的两个月内曾国藩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大船！[52]

初期连续多次的兵败不断给曾国藩以沉重打击，靖港之役兵败师毁则是彻底摧毁了他的最后的心理防线。自己多日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湘军毁于一旦，曾国藩怎能不绝望？他又有何颜面面对本就对之猜忌的清廷和那些以前就对他讥嘲的同僚呢？于是曾国藩便在同一天内投水两次，获救后仍未摆脱绝望情绪，又要写遗嘱准备自杀了。直到得知攻打湘潭的水陆两军大获全胜，曾国藩才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遂打消自杀的念头。[53]

三、曾国藩后两次自杀原因分析

时隔八个月之久，曾国藩在同一年的十二月又要自杀了。那么这两次的自杀又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笔者认为这两次自杀前的遭遇与前三次自杀前的处境有诸多相同之处，其自杀的诱因有相似之处。

 

靖港之役曾国藩惨败回到长沙后，倍受世人的鄙夷、侮辱和嘲笑，他的湘军的命运也岌岌可危。曾国藩“为通省官绅所鄙夷”[54]。对于他的自杀一事，“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55]，“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56]。其同僚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也乘机告发曾国藩的惨败情形，请骆秉章罢黜湘军。[57]

在遭受了靖港大败之后湘军损失惨重，曾国藩为重新整建湘军又是煞费苦心。后来湘军奉命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58]的策略，其所需军饷、粮草等都仰仗作战地方的供给, 而地方官员往往将这些视为额外负担。曾国藩主力在江西作战的时候，按照惯例江西应该全力支援湘军军饷。江西巡抚陈启迈却“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 ”[59]，给湘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不仅地方上不全力支持曾国藩，而且清政府也对之继续防范。当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攻克武昌，捷报至京，咸丰帝闻之龙颜大悦，禁不住高兴地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就要赏他二品顶戴，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不料，祁隽藻[60]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这一句话使咸丰帝想起其先祖遗训，他听后默然变色良久。咸丰帝当即就收回了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成命，改赏他为“兵部侍郎”衔，令其整师东下。[61]此后的六七年间清政府再也没有授予曾国藩以总督或巡抚大权。非但如此，他还在曾国藩辞谢署理湖北巡抚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心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62]可怜当时曾国藩正处于丁母忧期间，唯恐“外得罪于名教，内见讥于宗族”[63]，便照例辞谢奏疏。不想奏疏未到，申斥诏谕又到，立功非但得不到赏赐，反又遭到严厉的申斥，曾国藩心里的痛楚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以上是导致曾国藩自杀的潜伏的诱因的话，那么军事上的失败则是导致曾国藩自杀的直接原因。咸丰四年十二月，在湖口之役中，曾国藩部轻率冒进，水师轻便战船孤军深入鄱阳湖，与江内大船相分离。石达开见状立即命令将湖口牢牢关锁，使湘军水师内外的联系中断，继而用小划船围攻大船。“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64]，“被焚大战船九号，小者数号，杂色坐船三十馀号……百馀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入鄱阳内河 ”[65]，随后太平军乘胜继续攻打湘军。二十五日夜间，曾国藩座船被围攻，他身边的几个幕僚被杀，曾国藩急忙逃到罗泽南的军营中避难，这才算躲过了一劫，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他的家书、奏章等文案全被缴获。是役，兵亡将溃，水师尽覆，坐船被俘，船没粮失，损失惨重……[66]

见此情景，想到朝廷的猜忌防范，想到官僚士绅的讥笑嘲讽，曾国藩怎又不悲观失望、痛不欲生！无怪乎他这次又要自杀了。

四、小结

自己苦心经营、对之抱以很大期望的湘军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兵败师毁怎能不使之痛心疾首？朝廷对他的猜忌、防范，又怎能不使之心寒不已？同僚和官绅们的处处刁难、嫉妒，时人的挖苦、讥讽又怎能不使之羞愧难当？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给曾国藩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难以承受。当郁积在心头的这些不顺之事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爆发了，从而使曾国藩倍感绝望，遂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当时的曾国藩显然没有足够的承受如此巨大压力的心理能力，但后来随着他阅历的丰富和磨练的增多，曾国藩的心理承受能力渐强，以后面对类似的情况他也就能坦然面对了，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曾国藩后来回忆他的人生历程时这样说到：“吾初起兵，遇攻危，则有死心。自吾去祁门，而后乃知徒死无益，而苛生之可以图后功也”[67]。由此可见他的心理确实是经历了一番大的变化，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他当时的五次自杀和他以后的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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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中的“自杀”概念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S226;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的定义“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自杀未遂也是这种意义上的行动”而来。本文中的“自杀”概念包含有实际的自杀行动、自杀未遂和自杀的念头的产生等意义。定义见于[法]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

[2] 曾国藩：《靖港败溃后未发之遗摺遗片》，《曾国藩全集&S226;奏稿》，咸丰四年四月，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39—140页。

[3] 章寿麟等撰，长沙章氏辑：《铜官感旧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4] “余”指李元度。

[5]《铜官感旧集》，第14--15页。

[6]《铜官感旧集》，第16页。

[7]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318页。

[8]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四，第359页。

[9] 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专刊之二》，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5页。

[10] 王闿运：《湘军志》，《湘军史专刊之一》，第24页。

[1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湘军史料丛刊》，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页。关于《曾国藩年谱》（原名《曾文正公年谱》）的作者，王澧华先生认为其实际作者并非黎庶昌，而是曹耀湘。见《<曾文正公年谱>笔者考辨》，原载于《历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

[1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56页。

[13] 李瀚章：《湖广总督请建祠疏》，《曾文正公全集》卷首，大连：大连图书供应书社1935年版，第28页。

[14] 同上。

[15]《曾文正失利于靖港之粤寇》，[清]徐珂编：《清稗类钞&S226;战事类》，北京：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

[1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S226;曾文正公嘉言钞》，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3页。

[17] “羞怒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见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9页；“曾国藩损兵折将，愧恨交加，投水寻死”，见苑书义、陈振江、邱远猷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水陆大败后，曾羞愤之极，痛不欲生，于靖港对岸的铜官渚准备投水自尽”，见崔之清等著：《天国悲歌：太平天国兴亡实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见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卷2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2页。

[18] “曾国藩急得跳水寻死，被随从捞起”，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著：《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页。

[19] “曾国藩自率湘军水师攻靖港，大败，吓得欲投水自杀”，见徐凤晨、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20] “他以为前途失望了，两次投水寻死，被随众捞起”，见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0页；“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见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卷20，第1322页。

[21] “曾骇极又欲投水寻死，被部下劝阻未果”，见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第111页；“曾国藩惊骇至极，再次投水寻死，又被其喽啰捞起”，苑书义、陈振江、邱远猷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上），第282页。

[22]“ 曾国藩羞愧极了，装腔作势要策马赴敌寻死”，见罗尔刚：《湘军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页；“曾国藩慌忙乘小舟逃入罗泽南营得免，羞愤不能见人，于是又装模作样要自杀”，见华岗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6页。

[23] 郭振墉：《湘军志平议&S226;叙》，《湘军史专刊之一》，第181页。

[24] 《寄谕徐广缙等确奏岳州汉阳失守及敌营分窜等请并着罗绕典赴襄阳防堵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剿捕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四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页；《谕内阁着各督抚传令在籍绅士帮办团练被胁穷民准予自新立功者奏明恩赏》，咸丰二年十二月二日（剿捕挡），同前书，第180—181页；《谕内阁着在京各部院官员各摔各省在籍绅士办理团练如办有成效即由该督抚奏请奖励》，咸丰三年正月三十日（剿捕挡），同前书，第646—647页。朝廷先后任命的四十三位帮办团练人员名单可参见罗尔刚先生的《湘军兵志》，第 15—16页。

[25] 《寄谕徐广缙等确奏岳州汉阳失守及敌营分窜等请并着罗绕典赴襄阳防堵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剿捕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四册），第173—174页。

[26] 赵尔巽、柯劭忞等撰：《清史稿》卷四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08页。亦见于郭振墉：《湘军志平议》第225页，“先侍郎公曰：曾文正公始具疏辞，嵩焘力劝之，遂应诏以出。其疏已具，未上也。”

[27] [美]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28] [美]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50—153页。

[29] 曾国藩：《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摺》，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全集&S226;奏稿》，第865页。

[30] 曾国藩：《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摺》，咸丰三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S226;奏稿》，第122页。

[31] 张辉主编：《曾国藩之谜》，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32] “公在衡州时，原任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捐助军饷银二万两，公因奏请以杨健入祀乡贤祠。奉旨交部议处，部议革职，奉旨改为降二级调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40页。

[33] 曾国藩：《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摺》，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全集&S226;奏稿》，第864--865页。

[34] 曾国藩：《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摺》，《曾国藩全集&S226;奏稿》，第8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