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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年－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同治时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中国清朝时期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生平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参加乡试到第三次、近50岁才考取秀才，常被历史学家拿来与洪秀全的四次不第对比，有“一对宝”之笑柄，自忖功名仅能及此，从此在家乡一心一意栽培长子曾国藩科考。

国藩自科举出身，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殿试“同进士出身”，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鸦片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得意门生，入翰林任庶吉士，之后曾叙任各部侍郎。

1853年因丧母而丁忧在籍，正值朝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经郭嵩焘力劝，接替已被朝廷属意派任镇压太平军的林则徐；曾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作为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装，湘军为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用刑苛酷，称“乱世当用重典”，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1858年5月，湘军攻占九江，气势颇盛；1860年，湘军围安庆；1864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7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湖广总督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8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1870年，曾国藩被清朝命令处理“天津教案”，此时他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以致后来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他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曾国藩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朝廷赠太傅，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曾国藩比较善于运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他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蒋介石一生推崇曾国藩

蒋介石一生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认为曾国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

蒋介石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练学生，还亲自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要求学员“人手一册”，作为治军治国之蓝本。

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亲自从《曾文正公全集》中辑录出《曾国藩剿捻实录》，分发给广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级将领“格外用心研究”。

蒋介石带兵最大的法宝就是给将士以“重赏”和“重赐”，这完全师法于曾国藩“精神＋银子”的练兵用兵手段。

在家庭教育上，蒋介石同曾国藩如出一辙。他在给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的信中，从衣食住行，作文写字，到阅读功课，均有详细严格的要求。

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说：“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

曾国藩五次自杀行为考论

（澳门大学历史系，马光）

一、对曾国藩自杀史实的考证及后人对之的看法

 

欲论述一事，必先考证其事之真实性。关于曾国藩自杀[1]的记载多见于以下史料。

曾国藩在靖港兵败后，曾写了一个遗摺，在遗摺中他说道：“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摺阙廷，即于△△日殉难”[2]。这是他提到的自己准备自杀的史料。

《铜官感旧集》中辑录了多篇曾国藩的幕僚们，如章寿麟、李元度等记载的关于曾国藩自杀的情况。章寿麟在咸丰四年四月救过曾国藩，后来他在《铜官感旧图自记》中提及此事时道：“师败，公投水”[3]。李元度也是曾国藩准备自杀的见证人，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曾国藩“以遗疏稿□遗属两千余言授余[4] 曰：‘我死，子以遗疏上巡抚，乞代陈遗属’”，“文正愤极投水”[5]；“文正衣湿衣蓬首跣足，劝之食，不食。乃移居城南妙高峰，再草遗属，处分后事，将以翼日自裁”[6]。

曾国藩的另一个幕僚王定安在其书《求阙斋弟子记》中记载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靖港之败时提到：“师溃，自投于水，左右救之，获免，乃回长沙重整水陆各军 ”[7]。书中记载十二月二十五日九江之役时提到：“贼以小艇夜袭我营，公座船陷于贼，文卷皆失。公自投于水，左右救之，急掉小舟驰入罗泽南营以免。公欲以身殉国，草遗疏千余言，罗泽南力谏，乃止”[8]。在他的另一本书《湘军记》中他记载四月初二日靖港之败时提到：“（曾国藩）亲率战艇四十，陆勇八百，水急风驶，须臾追贼垒。战不利，水师骤返，为贼乘。陆军与团丁亦溃，夺浮桥走。国藩不能止，发愤投水，左右负之出，乃回省城整兵”[9]。

王闿运在其书《湘军志》中提到四月初二日的靖港之败中提到：“国藩亲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 ‘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国藩愤，自投水中，章寿麟负之还船”[10]。

作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黎庶昌编著的《曾国藩年谱》中提到：“四月……初二日，……公自成师以出，竭力经营，初失利于岳州，继又挫败于靖港，愤极赴水两次。皆左右援救以出。……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湘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11]；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贼复以小艇夜袭水军，放火焚战船十馀号。公座船陷于贼，文卷册牍俱失。公棹小舟驰入陆军以免。调舟师悉泊南岸，与罗公泽南湘勇陆营紧相依护。粮台辎重各船皆退驶至邬穴以上，战舰亦多溃而上溯者。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公泽南、刘公蓉及幕友等力止之”[12]。

后人编著的《曾文正公全集》中有如下记载：“四月初二日，靖港战败，曾国藩自咎调度无方，投水三次，幕客亲兵力救乃免”[13]；“十二月，水师破湖口贼卡，……事极危急。曾国藩慨然曰：‘大臣不可辱！’复欲投水。幕客亲兵强掖渡江，夜入罗泽南军中”[14]。

 

 

《清稗类钞》对曾国藩自杀一事亦有记载：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战失利，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文正终以事不可为，遂止妙高峰，草疏及遗属凡二千余言，密令其弟靖毅公贞干市榇，将以是夕自裁。会湘潭捷书至，乃再起视事，然仍以师不全胜自劾”[15]。

综合整理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共有五次自杀。前三次都是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靖港兵败之后，投水自杀，被其幕僚发现救起；第三次是回到长沙妙高峰之后，写下遗嘱，吩咐后事，准备于次日自杀，后来得知攻打湘潭的水陆两军大获全胜之后遂打消自杀的念头。后两次发生在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是在湘军水师被太平军袭击，曾国藩座船被太平军掠去，文卷册牍俱失之后，曾国藩又要投水自杀，被左右救起；第五次是在逃到罗泽南陆军营后，曾国藩又草遗疏千余言准备策马赴敌以死。幸被罗泽南、刘蓉等阻止才免一死。

那么，被梁启超誉为“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16]的“湖南骡子”曾国藩，为何屡次要自杀呢？对此，笔者见识浅陋，迄今未见有专门的论述。关于曾国藩的自杀，多散见于通史、专门史等著作中。

对于前三次的自杀原因，后人有以下四种看法：

1、 羞愧与愤怒自杀说；[17]

2、 情急自杀说；[18]

3、 惊吓过度自杀说；[19]

4、 对前途绝望自杀说。[20]

对于后两次的自杀原因，后人有以下两种看法：

1、 惊吓过度自杀说；[21]

2、 装腔作势自杀说；[22]

以上学者对于曾国藩自杀的原因分析不无道理，但是这些分析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式的表面叙述，或是只考虑到了原因的一方面未能对之进行深入分析而失之偏颇。笔者通过对曾国藩的奏稿、书信、其幕僚的记述等史料的综合考查，结合前人的观点，试着来分析他的自杀原因。

二、曾国藩前三次自杀原因分析

 

曾国藩的前三次自杀是在同一天，时间间隔很短，其行为也是处于同样的原因，故放在一起来分析。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笔者认为曾国藩前三次的自杀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与他在这之前的一系列遭遇紧密相联的。

首先是来自清政府方面的猜忌和防范。咸丰初年，太平军兴，革命形势势如破竹。而清政府却“时承平久，文恬而武嬉，骤闻大乱，愕眙失措”[23]，八旗军和绿营兵早已腐败堕落，不堪一击，慌乱中的清政府不得不从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起委派办理团练大臣数十人在各地兴办团练。[24]曾国藩也被命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帮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25] 尚在丁忧期间的曾国藩经不住郭嵩焘“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26]的劝说，遂变计决心筹办湘军。但是清政府实施团练政策时却是异常的“小心谨慎和犹豫不决”[27]，根本原因就是它对地方武装独立军事活动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为了防止它们变成骚动或叛乱的力量，清政府对之自然是要严加防范和控制了。[28]

咸丰帝在命曾国藩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事务时，仅授之以“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关防，后又多次更换，以致曾国藩“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奉谕旨，外间时有讥议……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29]。

湘潭之役后，曾国藩在上请奖叙湘潭之胜的立功将士的同时，自己则另备一个奏折，痛陈错误，自劾请罪。“臣奉命会剿，尚未出境，即有此挫，皆由臣调度乖方所致。深负鸿慈委任，惭憾忧郁，莫可名言。谨据实直陈，请旨将臣交部治罪，以昭大戒，不胜悚惶之至”[30]。不料咸丰帝并不领他的情，如此答复他：“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31]最后竟然革去他原来的侍郎职位，责令曾国藩戴罪剿匪。

非但如此，清政府在一些小事上也对之不依不饶。曾国藩曾于咸丰四年二月奏请敕将原任湖北巡抚杨健入乡贤祠，不料此事又惹怒了清廷，曾国藩因此又被议革职，改为降二级调用。[32]曾国藩为朝廷拼死拼活，结果因为这一件小事竟然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其心又怎不痛？

其次，曾国藩在筹建湘军初期时真可谓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经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困难。由于清廷不敢给之以大权、实权，曾国藩“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33]。地方官僚和绿营兵乘机对他进行刁难和排挤，致使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34]。在筹建训练湘军初期，绿营兵长沙副将清德与提督鲍起豹便联合起来向湘军挑衅，对之进行了百般刁难。[35] 曾国藩虽说是奉咸丰帝之命来帮办团练的，但是地方上的官员多将曾国藩视为客官，并不重视他。“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36]。四处碰壁的曾国藩“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37]，他的兵勇动辄被人毒骂痛打，遭受侮辱。[38] 其次，在筹饷一事上曾国藩也可谓费尽了周折。“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39]；“筹饷之事……州县故为阻挠”[40]；“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41]

在这种“谤怨沸腾，万口嘲讥”[42]的困境中，从募兵、艰难筹饷到购置武器、艰苦训练，曾国藩无不倾注一腔心血。曾国藩“旋驻衡州，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43]。“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贼。无尺寸之土地，无涓滴之饷源。…… 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44]。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苦心经营，就是想借机“图此一举”[45]，想借团练来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