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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么幸福，你使我多么幸福啊！来了一个当事人，你想想，我也有当事人。这个人打断了我的写信，我很恼火，但他长着一张好看的、亲切的、胖胖的、符合德意志帝国标准的面孔，乐于承受对他开的玩笑，就像对待公务程序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打搅了我，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还不得不站起来，同他一起到别的部门去走走，这对于你来说已经过分了。而正在我站起来的时候，勤杂工来了，带来了你的信。我在楼梯上打开了它。老天爷，里面有一张照片，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一封可以读一年的信，一封永恒的信，而且这张照片真好，好得不能再好了。一张可怜的照片，只能透过泪眼，伴着剧烈的心跳才能看清它，用别的方式都不行。”

    “我记得第一个夜晚。那时我们住在蔡尔特纳路，对面是一家成衣店，门后总是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在上面的房间里，当时刚过二十岁的我不停地踱来踱去，为第一次参加国家考试，拼命往脑子里装一些我觉得毫无意义的东西，真是令人神经紧张的学习。那是夏天，天很热。这季节就是这样，简直叫人受不了，牙齿间咬着那讨厌的罗马法律史，一直站在那儿。后来我们终于交换了信号，定在晚上八点我去接它。可是当我晚上下去时，已经有另一个男人在那儿了，这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我本来就对整个世界都感到害怕，当然也害怕这个男人；即使他这时没有出现在那儿，我照样是怕他的。这姑娘虽然挽着他的手，却给我打了个手势，要我跟在他们后面。我们便这样走到了苏岑岛上，在那里喝啤酒，我坐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他们慢慢向姑娘的住处走去，我跟在后面。在肉市的某处那个男人与姑娘道别了，姑娘跑进了房子。我等了一会儿，她又向我跑来了，然后我们到克莱因塞特的一家旅馆去。还没到旅馆，一切就已是那么诱人，令人激动而又厌恶，到了旅馆里还是这样。凌晨时分，天气还是那么热，那么好，我们走回家去，走过卡尔大桥。这时我自然深感愉快，但是愉快的仅仅是因我那永远可怜不堪的身体终于获得了平静。令人愉快的首先在于：这一切没有更叫人厌恶，没有更龌龊。我后来又同这个姑娘相聚过一次，我相信，是在两天以后，一切像第一次一样美好。没过几天我就到一个避暑胜地去了。在野外同一个姑娘稍稍玩了玩。从那以后我在布拉格不敢再看那姑娘一眼了，没有再跟她说过一句话，她是（以我的眼光看）我的凶恶的敌人。可她实际上是个好人，一个友善的姑娘。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敌意的唯一来由（肯定不是那么回事）是这姑娘在旅馆里全然无意识地做了一点什么令人厌恶的事（这根本不存在的事不值一谈），说过什么脏话（不值一谈），但是记忆抹不去这些。我当时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时刻。当时我就知道或以为自己知道，这讨厌的、肮脏的一幕就外部来说不是必要的，就内部而言却是必要地与整体缠在一起了，而正是这讨厌地肮脏的一幕（它的小小的记号仅是她那小小的动作，小小的言谈）用强力把我拖到这个旅馆里来，本来我一定会全力反抗的。”

    “这条真理千真万确，不可动摇，是支撑世界的中流砥柱。然而我承认，在感觉中（仅仅在感觉中），这个真理却继续存在，毫无疑问将继续存在。你知道吗？假如我想写下下面将写的话，便唤来了许多宝剑，它们围成一圈向我的躯体逼近，这是最完善的刑罚。假如他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我没有说刺入），假如它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那就可怕极了，我会立刻随着第一声叫喊就出卖一切，你、我、一切。我只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承认，关于这些事情的信件往来仅仅在我的感觉中（为了我的生命，我再重申一遍：仅仅在感觉中），就像我是生活在非洲的什么地方，而且一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现在却要向一直生活在欧洲、生活在欧洲中心的你谈谈我对今后的政治动态的坚定的见解。但是这只是一个比方，一个愚蠢的、笨拙的、错误的、感伤的、可鄙的、装聋作哑的比方，不是别的什么，噢，它们的宝剑。”

    “密伦娜——我又一次分开你的头发把它捋向一边——我是有一头如此凶恶的野兽吗？对自己凶恶，对你同样凶恶？还是应该说，有一头凶恶的野兽在追赶我？我甚至不敢说它是凶恶的。只有在给你写信时，我感到是这样的，便说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