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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部队转业，调到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1951年我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写了一篇小说，赵树理看了马上拿在《说说唱唱》发表了。不久到了“八一”建军节，赵树理让我再写一篇小说作配合，我赶写出一篇又发表了。从此我就往写小说这行奔了。开头写一篇发一篇，我觉得当作家并不难。只要有生活，再从理论上补充点知识就能闯出路来。于是我就加班猛补文学理论。这才知道写小说首先要注意主题的思想性，考虑作品的教育性；要塑造典型人物，要体现时代精神……我这才知道写小说还这么多说道，于是就按这些规定去写。说来令人伤心，从此写的东西竟写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时间竟一篇小说也没发出去。我这才发现写小说并不那么容易，以前乐观得早了点，领导人赵树理、王亚平等认为我虽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恰好中国作协开办的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第二期招生，便决定派我去学习。

    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是丁玲，这所就是她创办的。丁玲同志访问苏联，蒙斯大林接见，斯大林问她：“中国有没有培养作家的机关学校？”丁玲说没有。斯大林说：“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高尔基文学院吧。”丁玲参观后，才知道这是专门为有生活积累但缺乏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们创办的学校。她觉得中国也有一批这样的作者需要补课。回来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最后是毛主席点头，建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专收参加革命较早、写过不错的文学作品，但没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第一期学员有陈登科、马烽、胡正、李若冰等。

    陈登科最为典型，这时他已发表了《活人塘》，这是可称作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但这篇《活人塘》是被汪曾祺在整理退稿时偶然发现的。他看了觉得有意思，就拿给赵树理看，老赵看了认为基础很好，就亲自动手修改，还替他重写了个开头。陈登科的小说虽然写得不错，可他那笔字比天书还难认。不光写得草，还自己创造字。稿子里有好几处的“马”字下边都没有四点。汪曾祺看着那稿子发愁地吸了半盒烟都猜不出念什么，念“马”吧，没有四个点，前后句子也连接不上，不念“马”应该念什么呢？恰好康濯从他身边经过。他叫康濯猜。康濯看了说：“我猜念‘趴’，马看不见腿不是趴下了吗？”写信问陈登科，他说他创造的这个字就是“趴”。当时文学研究所收的就是这类人。

    进了文学讲习所后，我认真读书，一天最少要读十几个小时的书。所里规定如果不上课，每天阅读书籍不低于5万字，我每天都读7万字以上。所里没有专职老师，学哪一门就请哪一门专家来讲。如讲屈原，主要就请游国恩讲，学莎士比亚就请曹禺讲。听曹禺先生讲课比看他的戏还有意思，非常精彩。但听完回去自己写起作品来，他讲的学问却一点也用不上。当时我和曹禺先生住同院儿，吃饭在一个食堂。有次回家，在吃早饭时我和他坐在一起。他问我大家对他讲课有什么反应？我说：“你讲课大家很爱听，但真的写起来，为什么都用不上？”曹禺先生说：“小邓，我写了一辈子，一讲你们都用上了，我吃什么呀？”我说：“您的秘诀不告诉别人，总可以传授给我吧！”曹禺笑笑说：

    “说真的，作家的真本事都用在写上，真要讲，一个钟头就说完了，你们规定一课讲两个半小时，只好一多半时间讲废话！”我又问：“那一个小时的要点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小时也没有，也就有15分钟。其实15分钟都用不上，就一句话：你想学着写剧本，就背上三个剧本，背得滚瓜烂熟，背熟了再写，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别的没窍门。”我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是实话，学写作其实跟学骑自行车一样，看人家怎么骑你就怎么骑，骑不好就挨摔，摔着摔着就会了。想学写小说，就读好小说，读通了再写，就跟不读的时候不一样。

    文学作品有没有客观标准？当然有，有历史和社会评价问题。我们提倡读名著，读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但作为一般的读者，有权利选择自己较为喜欢并与自己阅读水平接近的书籍来读，个人喜欢看的书读来就印象深。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也正是自己曾喜欢读的书籍，对自己以后的文学创作起到很大作用。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外国文学，必须读的书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是郭沫若先生翻译的。作家是名人，翻译家也是名人，但我读不进去，一看就打盹，什么也记不住。如果只有背好《浮士德》才能写诗的话，我这一辈子也当不了诗人。学习歌德的阶段，我桌上放着《浮士德》，抽屉里放一本爱看的武侠小说，没人时打开抽屉看武侠小说。一看所长丁玲走来了，就收起抽屉装着读《浮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