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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京味儿作品，也写战争历史作品，为什么花费力气大的一些作品反而不一定好？我想，读者读书首先要选有趣的，有趣才好看，我写京味小说，首先是想怎样把它写得好看。看来要把小说写好看，就要写你自己最熟悉的，与你的性格最易呼应又是你最易于表现的生活素材。生活内容复杂多样，但不是所有的都能写成小说。最体现本质意义的才是最值得写作的。但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人眼里看来感觉却未必一样。同样一座山，画家感觉很美，很有价值入画；而地质学家就可能觉得它不含矿产因而没有开采价值；交通工程师则从修路的难度上考虑它的地位。作家深入生活，就要找有美学价值的东西观察，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写出来都好看。作家要善于发现有艺术含量的生活素材。张天翼同志让我养成随时观察有趣事物的习惯。第一是有趣，但光有趣也不行，还要有益，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看了我的小说，总要起到愿意当好人不愿当坏人作用才好。在我的所有小说中，90%数大路货，只有10%是我特有的产品。

    我的体会是，哪篇小说写得特别顺，哪怕晚上不睡觉也要把它写出来，这篇小说故事的结构、情节安排基本上就是好的。写得顺说明酝酿得成熟。但在语言上要想写出特点就必须反复加工认真修改，这是苦功夫。别人说过的话最好不要说，非说不可就改个说法。真正讲究文字的是中短篇小说，有一句废话都很刺眼。长篇就比较松弛点，长篇小说没有废话的很少，也很难。中短篇小说可以做到像鲁迅先生所说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和标点符号。

    20世纪50年代看苏联小说很多，我的《在悬崖上》就受其影响。一次我问老舍先生，为什么我的小说进步不大？老舍先生说：“是你在语言上没下工夫。瞧这段话：（从远处慢慢走来一个飘摇着两条腿甩着手上挎着一个包的眼睛发亮的女士），你念着顺嘴吗？你自己念着都打奔儿，别人看着能顺溜吗？以后你写完稿子自己先出声地念两遍。你自己念着不打奔儿了，别人就看着顺溜了。”这以后我写完小说就大声念，念着绕嘴的地方就必定改顺它。这些都是技术问题。技术功夫是较容易练的。心里感受的功夫难练。要发现自己最善于感受的场景，要研究哪种生活境界对你最敏感。在文学界哪种题材的作品一走红，许多人都跟着写，这是笨办法。人家能写好的你不一定能。我的小说很少写景，因我写不出像样的风景来，这可能与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小时候到日本去当苦力，日本河山很美但没有心情欣赏，关心的是少挨点打。后来到新四军当兵，成天行军打仗，最关心的是路好不好走。我写不出风景，写小说时就尽量避着。但我比较敏感人情世故，就特别注意观察这些方面，发挥自己的长处。我比刘绍棠大5岁，70岁的老人和65岁的老人看来差别不大。可是6岁的小孩子和1岁的孩子看到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我6岁上小学时绍棠还不会说话。从7岁到14岁我还看到了旧中国什么样，1949年一进北京，我看到了老北京的模样。描写起旧北京来我就比绍棠有更多的直接感受。发掘自己的宝藏很重要。每个人如果认真审视门己，都会有自己特有经历、特有感受和生活积蓄，要静下来寻找自己的长处，谁先认识这一点谁就先走一步。

    还有一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外国文学新的写作思维方式要不要学？要学，但不要死学。学习写作，首先要模仿。什么样叫模仿好了，即叫人看不出你在模仿别人就是好了。学习别人写作，要学得让人看不出来。让人家觉得你是自成一派。工业生产要标准化，文学千万不要标准化。文学没有绝对的标准。诺贝尔奖金也没有绝对的标准。谈西方文化，他们外国人是权威，谈中国文化，我们是权威。有西方学者曾经问我，中国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金？我回答：“有两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第一我们要写得更好。第二你们各位的东方文化水平要提高一点。”我们要有自信。你越去迎合他们，他们越看不起你。在文学上我们也要向西方学习，学习新的创作思维观点，但在小说的写法上，还要坚定按照自己的写法写。

    日本出樱花，中国也要种樱花，种得再好也不是你的特点。可是中国有菊花，有牡丹，这就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个人与整个文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也是这么一种关系。搞文学，必须发挥自己所长，要发挥自己所特有的审美的和表现美的观念与手法。

    原载《艺术评论》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