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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意识到，即便年逾花甲，自己也同样难改好问的学生本能，而绝非做教师的材料。就此，笔者曾对自己做出过如下释怀的解释。即，那是因为年轻时自己有缘得到心仪的最优秀教师的知遇之恩，并度过了一个幸福的青年时代的缘故。因为有此种意识潜藏于心，故而在国内，笔者从不曾有过正式执掌教鞭的经历。但是，却也偶尔能够得到在大学畅抒己见的机会。于是，便要求我必须站在教师的角度上回答问题，亦即受命向大家讲述一下具体的生活方式。笔者自知，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在作答的同时大都是付之一笑借以敷衍过关。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笔者当时的心中亦存有某种焦躁之感，曾极力想使自己的发言内容充实而并非空洞之谈。

1997年岁末之际，笔者曾在广岛的大学里同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展开过一场辩论。这十年来，在笔者的读书生涯中起到主导作用的便是犹太神秘主义学者盖尔肖姆·肖雷姆。不仅如此，因为自己对犹太民族所遭遇到的苦难和战胜苦难的历史怀有敬意，所以，能够得到与佩雷斯对谈的机会，这对笔者来说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说来倒也不觉得与上述事情有什么矛盾——笔者曾和以琼塔·戈拉为首的海外知识分子们一起在一份旨在拯救一名记者的声明上签署过自己的名字。这名记者因为揭露了以色列的核武器问题，一直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

在辩论会的前半场，就上述问题，笔者也曾在无奈的情况下与佩雷斯发生过冲突。而在会议接近尾声时，自己则提出了下述要求，希望能让笔者把笔者的剩余时间交给佩雷斯，自己则去当一名听众。然而，学生提问的矛头却一直指向着我，令笔者不得不再次阐述己见。

“您想对当今的年轻人说点什么呢？”

我冲口回答道，“信守承诺！”

因为笔者自己刚刚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所以便在心底里期待着上述话语能够引来学生们的轰笑声。自己无法以一个信心十足的教师身份登上讲坛这一弱点，按理说立刻就会被大家看得一清二楚。但是，笔者也自知，自己绝非只是单纯地说上了一句笑谈。

应该信守承诺！如果除了爽约以外便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那就应该怀着痛苦的心情自食其言。但是，却也还有比这更为理想的选择，那就是在痛苦中信守承诺。

涵义一如字面所示，故而未加赘述。如今亦然。在此，谨写下当时想要向学生们倾诉的自己的切身体验。

当第一个孩子头部长着硕大的畸形物降临人世之际，自己还是一个大青年。基于当时的感受和行为方式，我写下了《个人的体验》这部小说。这篇作品曾在许多国家被翻译出版。就在最近，还有两个国家的报社和广播电台的记者向我提出了下述问题——

“在日本，从法律角度上讲是否允许对那些具有较大生理缺陷的孩子不做包括手术在内的治疗，而听任其自生自灭呢？”

“作为一名年轻的父亲，您当初是否有过那种想法呢？”

我回答道，“这两种情况都。”啊不，不是那样的。

孩子出生后必须做一次大手术。而在实施那次手术之前，笔者却先已陷入到一种临阵怯场的短暂体验之中。笔者小说的创作源泉便来自于上述那段短暂的体验。

此外必须坦言的是，其间自己也曾多次想到过要从那种体验中逃离开去——如果有那种可能的话。于是，当现实世界中已经为那个孩子做了手术，并和他开始了共同生活以后，自己大脑深处想像中的故事便开始膨胀起来。同时，笔者也思忖过要对曾经拥有过上述想法的自己进行一番彻底的反思。

自打那个如果任凭其自然发展下去生命便难以为继，非手术而不能延续其性命，但却必须留下巨大残疾的孩子呱呱坠地的一瞬间起，笔者便已经将一项难以遵守的承诺扛上了肩头。要使这个降临人世的孩子继续生存下去这件事本身，已经成为父母乃至社会对上苍所做出的再次承诺。倘若信守此种承诺便会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话，对于一个人来讲，有时或许别无他择只能背信自己的承诺。然而那样做势必会令其背上痛苦的包袱。不过，也还有比这更为理想的处理方法，那便是在痛苦中信守承诺。

自长子光保住性命那天起，他已经和我们这些家属一起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十五个春秋。如今，靠着药物的恩惠，其病情已经轻缓了许多。但癫痫仍时有发作。于是，对他本人而言这是一桩痛苦的事情；对家属来说，在和他一起外出等场合下，便每每要在心底里考虑到对方发病之际应该怎样对其进行护理。而笔者则一直以为，只要光病情发作，他本人便成了一个被动体，而家里人则一直对其关爱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