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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动的亲戚中，母亲和珍姨最近，尽管只是干姐妹。她们同病相怜，母亲二十五岁上守寡，珍姨二十四岁上丈夫牺牲，小母亲一轮，也是属虎的。民间传说，属虎的女人命硬。

    但是她俩的性格迥然不同。母亲内向，沉默寡言；珍姨开朗，快人快语。这也许与时代和经历相关：母亲饱经磨难，从水深火热中走来；珍姨过门时已经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了。

    土地改革时我已经记事了。工作队访贫问苦，动员母亲出来当妇救会主任。母亲说孤儿寡母小门小户担不起事，两个孩子张着嘴等食儿，耽误不起工夫。再来缠磨时，母亲住了姥姥家，一走了之。珍姨娘家是小商贩，嫁到贫农家里捞上个好成分，不等动员，一朵大红花把新婚丈夫送上前线。丈夫前脚走，珍姨后脚就当上了妇救会主任。农会主任领着积极分子斗争地主富农，清算庄窝土地牲口农具。珍姨带一帮娘儿们斗争他们的女人们，平分箱柜衣物绫罗绸缎。珍姨带头举拳头，吐唾沫，革命劲头十足。

    农业合作化时，母亲家底薄，入社带着三张嘴，心里不落忍，就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儿。珍姨有娘家陪送的一头大犍牛，昂首牵到了社里，她就可以不下地，晚上记记工分就行了。母亲一门心思土里刨食儿，出来进去一只筐，身上常带着汗味儿。珍姨干净利索，穿衣服像戏子亮箱，换了又换，脸上总有一种香胰子味儿。我从小就喜欢让珍姨牵着手走。或者坐在她怀里，看她熟练地嗑着瓜子儿。珍姨还有一个洁癖，井上挑水回来，只吃前边桶里的水，后边桶里的洗衣服浇花，害怕从身上发出的气味污染。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扫“四旧”，五经四书琴棋书画翻出来就烧，花瓶茶壶瓷枕烟嘴抄出来就砸，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凡有龙凤图案、福禄寿字样者无一幸免。母亲有个用了多年的搪瓷脸盆，盆底有齐白石画的虾，也被搜去砸了。红卫兵说贫下中农只能吃杂交高粱棒子面，鸡鸭鱼肉那是地主资本家的，看一看也犯罪。

    那天晚上，珍姨的公公老响爷慌里慌张进来，看看四下没人，从怀里掏出一对长方形的梳头镜子。说是儿子结婚时买的，背后有剧照，麒麟童、言慧珠的《别窑》，梅兰芳、孟小冬的《登殿》，儿子在家时喜欢京剧，也是他珍姨的心爱之物。可是运动来了，她嚷着忠于毛主席，要交给红卫兵，趁她不在我偷出来，求您给掩藏一下。母亲用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把镜子放在瓦罐里，在墙根刨个坑埋了，上面放块捶布石。这对镜子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刨出来物归原主，因为埋得太久，剧照都发了霉，铁镜公主和王宝钏长了胡子。

    再关注珍姨是十几年后了。我从省城回来，母亲说快去看看珍姨吧，她可遇到过不去的火焰山了。珍姨已经几天不出门，蜷缩在炕上，脸色蜡黄，眼睛红肿，泪囊鼓得像气球，平添了许多皱纹，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想起珍姨当年如花似玉的面貌和对我的许多好处，禁不住心酸起来。

    珍姨拉住我的手不放，抽泣着说：“不知平时造了什么孽，得罪了何方神灵，让我活见了鬼！”她抖抖颤颤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封信，是繁体字，很难认。我看了一遍，颓然呆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

    几天前，来了一位台湾人，捎来这封信，并亲自解释了半天。原来珍姨的丈夫并没有死，一九五〇年渡海攻打金门时中弹，身子沉下去，海面漂起一摊血，部队报了牺牲。谁知后来漂到对岸，治好枪伤送到鹿儿岛，经过几个月洗脑，穿上国民党的军装，从此四十年音信断绝。好不容易等到两岸关系松动，有位朋友途经香港，求他捎来了这封信。

    不能接受的现实，天外飞来的陨石，打破了珍姨几十年的平静，惊破了一个长长的梦。一夜之间，从烈士家属变成了反革命家属，从多不胜数的荣誉变成了一个骗局，从习惯了的自豪和风光变成无地自容的难堪，会有多少人戳脊梁骨。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脑袋里呼呼地刮风，神经像毕毕剥剥的导火线。她把来人骂出去，还要把那封信撕碎，被老响爷一把夺去了。珍姨哽咽着求我，无论如何去台湾查证一下。她希望写信的人是个骗子，是个恶作剧，还给她一个清白。多少年来她把荣誉当作财产，当作第二生命，终日与之相依为命，相依相恋。然而事实是那么严峻可怕，经过托朋友再三调查，验明正身，那个写信的人正是她四十年春闺梦里的“烈士”，我可怕的“姨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