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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他也完全明白邵长水这时想跟他说些什么。他这时根本没那个可能跟邵长水去讨论什么“公安纪律”问题。他已经为了回避这个重大的纪律问题，脱去了他不想脱的警服，离开了这个从心底里来说完全不愿意离开的队伍。他已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现在，还要扯啥扯呢？这难道不也是“生不留青史名，死不溅千古血，生死两由之，天地自苍茫”么？！

不一会儿，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便激烈地震颤起来。劳爷赶紧抓起它，匆匆对邵长水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到一旁去接电话了。两分钟后，他回到座位上，对邵长水说了句：“今天谈不成了。咱俩改天再找个时间聊吧。”一边收拾他那漂亮的烟嘴打火机和烟盒，一边就要走人。

“劳支队长，能容我说一句话吗？”邵长水站着没动。他觉得，如果今天果真连一句话都没说上，就让他这么走了，不仅显得自己太窝囊，也显得太不公平。

劳爷拿着那些零碎玩意儿，稍稍滞顿了一下，匆忙应道：“说，你说。”

“我绝对没那个意思要来干涉您的行动。您是老前辈，一生坎坷，功勋卓著……”邵长水恳切地说道。

“嗨，别扯淡。到底要跟我说啥？”劳爷很干脆地打断了邵长水的话头，催促道。

“有您那样的经历，又有您这样的智慧，我当然相信，您干啥事，都有一定的道理……”

“……”劳爷眯起眼，定定地看着邵长水，等待他往下说。显然，邵长水的从容，也让他从一时间的躁急之中平复了下来。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也请恕我直言，我只想请您考虑一个问题，您把那么些还没脱制服的老同志都拽进这档子事情里。您，为他们考虑了退路问题吗？也替咱厅里几位领导考虑了影响问题吗？”

“谁拽谁哦，小伙子……”劳爷那尖细的眉梢敏感地耸动起来，嘴边很快地掠过一绺自嘲般的苦笑，然后很快看了下手表说道，“没时间跟你扯这个了。但我想，咱俩一定得好好谈一次。小伙子，看来，你不仅不了解情况，而且还有许多糊涂观念要澄清。你这么看问题，是不行的。多少年来，我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地走过来的。不少人还这么糊涂着哩。可总还以为自己活得特聪明，挺自在哩。这样吧，你把手机开着，等我来约你。我们一定得好好谈一次。无论如何也得谈一次。”临走前，他又交代那位女领班，为邵长水准备一顿精致的晚餐。屏风后头一张紫酱红色的硬木八仙桌，由一盏落地的宫灯幽幽地照亮着。不多会儿，菜肴都盛在一套五寸青花缠枝献寿餐具里，由那位女领班亲自送来。全都是很清淡爽口那一类的，比如百合西芹、芙蓉鱼片、清炖粟子乳鸽等等，就他自己一人在灯下寂寂地享用。给他的感觉，仿佛不是他在那儿吃东西，而是这一整幢完全蔫不出声的大屋子，在默默地细细地嚼着他。吃罢晚饭，女领班在递上热毛巾把的同时，还随意地问了一声，要不要给他开个房间休息一下。她此问，肯定没别的含意，但邵长水却慌忙地谢绝了。他谢绝，除了“防患于未然”，这一刻也确实觉得自己不仅不需要什么休息，反倒想四处去走一走。几分钟后，他便沿着来时的那条路，把车慢慢开出了这个近似无人居住的别墅区。

出了别墅区，再回过头来鉴识方位，就能很清楚地感觉出，这座“精英会所”（或称之为“私人会所”也可）跟那个咖啡吧一样，都坐落在那条著名的滨江大道上。不过，一个在大道的西头，一个在大道的东头而已。而那个咖啡吧离那条被当作国境线使用的大蒙江，直线距离只有百十来米。它身后还长着几十棵几十米高、水桶般粗的加拿大黑叶杨，层层簇拥在一起，颇为壮观。大蒙江宽阔，绵长。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它，这时正嘎嘎巴巴地开着江。对岸就是异国那广袤而神奇的土地。（据说有史可证，对岸沿江那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曾是我们的国土，一百多年前才被强力割据过去。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这条宽阔的“界河”大蒙江，原只是咱中国的一条“内陆河”。）一漫坡倾斜的河滩地里正弥漫着初春的泥泞，空气中流淌着一股挡不住的清新。耸立在江边码头上那些棕黑色的仓库已经非常陈旧了。偶尔驰过的老式公交车，孤单地行走在新添置的异形路灯和霓虹广告下，使这儿的寂静和空旷加进了一种深邃和寒冷……前边已经说过，陶里根这边境小城，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几乎是每天每周每月都在发生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滨江大道，街心花园，四星级的国际友谊饭店，边贸一条街，各式各样的交易中心，旅行社，洗浴中心洗头房洗脚房练歌房餐厅宾馆……几十年前的旧街道，一条也找不到了。甚至连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一间都找不见了。只在土地规划局对马路保留了一幢老楼。楼不高，两层而已，铸花的铁栅栏和黑漆的大铁门，土洋结合，中俄风格皆备，据说是这小城历史上惟一一个老字号酒厂老板留下的私产。据说当年这家酒厂酿制的高度烈性酒，曾受到界河对岸那些男人们的特别青睐。界河对岸那个城市，二十年来市容可说是基本没什么变化。新盖一个歌剧院，五年了，灰秃秃的水泥墙还被脚手架包围着哩，跟一条被馋猫舐过的死鱼似的，只剩个骨架，嶙嶙峋峋地耸立在寒风里。相比之下，陶里根真可谓是“突飞猛进”了。而这一切变化都是那位代省长顾立源在这儿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时发生的。那个阶段，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雷厉风行，排除一切阻力，用了一切手段，撤换了几十个不听话，或工作不得力的下属，留下了一摊儿的确不容任何人忽视的“业绩”。他就是土生土长在这条界河边的。这儿的人，秋冬季节，习惯把外衣披在肩上。他也喜欢披着外衣。他个儿高，嗓门又大，人们常见他披一件黑呢大衣，拧着眉头，随便往那儿一站，特有一种气势，不出声也自生三分威。他在陶里根那会儿，上下都不称他“市长”和“书记”，只称他“老板”。而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助手，当面直呼他“老大”，背后也只加个姓，称“顾老大”，或者称“咱老大”。他上哪去，都是一辆英国的陆虎越野，后面再跟一二辆黑壳大奥迪。坐车，他习惯坐副驾驶座，即便坐奥迪，也喜欢坐在前边。别人告诉他，副驾驶座坐不得，一是危险：但凡出车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坐在这位置上的人。再者，这是秘书警卫的座位，跟您首长的身份不相称。他拧起眉头，挥挥手说，啥秘书不秘书的？你瞧不起秘书？我跟你这么说吧，乡长，说穿了就是区长的秘书。区长，就是县长的秘书。县长，就是行署专员的秘书。将来有一天，我万一要能上省里干个啥，你们别以为就有多么了不得，那也是在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当跑腿的，你以为咱们是啥呢？！传说中，他是一个特别会办事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热心替人办事的人。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事实上确也如此。所以，在他身上居然能发生这样的“怪事”：他当区长时，一些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或一些委办局的主要头头会倒过来“求”他为他们到县长县委书记跟前去说合某些大事。而他当县长的时候，地委和行署的一些领导经常派他去省里为地区跑一些项目，跑一些额度外的资金。因为他跟一些省领导的关系的确比他们还要近。他这人还有一点好，不仅为领导办事热心，手下的人求他办事，他也一样热心。他还特别器重那种有能力会干事的人。当然也得有个前提，那就是你得能为他所用。当年，那位祝副市长研究生毕业，为照顾家庭困难，无奈回到陶里根来当了个中学教员。那时候，陶里根还只是个县级市。那年月，别说研究生，就是大学本科生、专科生，只要能去了中等以上的城市上学，绝少还愿意回县里来谋生的。听说有这么一个研究生回来了，他第二天就去看望了他。要知道他当时的身份无非也就是个机关小办事员，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为祝磊解决这困难那问题的。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他被提起来当了县领导，迅速把祝磊提起来，坐到了学校副校长、校长的领导岗位上；后来，也是通过他的举荐，祝磊才得以到省财经学院工作，重返省会城市这个人生大舞台，才一步步走上了省会城市市政府领导这么个重要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