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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的司令部设在襄樊与当阳之间的一个小镇上，名快活铺。著名作家梁实秋在张自忠将军驻防前线时候，曾作为慰劳团成员，记下了当时访问张将军司令部的情形——

    这司令部是一栋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间放着一张长方形木桌，环列木头板凳，像是会议室，别无长物，里间是寝室，内有一架大木板床，床上放着薄薄的一条棉被，床前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和两三沓镇尺压着的公文，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但是整洁干净，一尘不染。

    张将军的司令部固然简单，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着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型。他招待作家们一餐永不能忘的饭食，四碗菜，一只火锅。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为主，一只火锅是以豆腐青菜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每人还加一只鸡蛋放在锅子里煮。虽然他直说怠慢抱歉的话，但梁实秋看得出这是他在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这一顿饭吃得作家们满头冒汗，宾主尽欢。

    四

    为一洗身上所谓汉奸的污垢，张将军渡河赴死了。在襄河东面一个叫南瓜店的地方，将军殉国。

    那是下午3时许，天空有沥沥细雨，厮杀在雨中持续，张自忠身边的士兵所剩无几。将军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再也按捺不住，提起一支冲锋枪，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就在这刹那间，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将军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将军突然向后一歪，飞奔上前为他包扎，鲜血溅了马孝堂一身。

    伤口还未包扎好，日军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危急中，张自忠对身旁的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自忠拔出腰间短剑要自裁，卫士大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

    弥留之际，张自忠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然后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求仁得仁，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这时，日军步兵已冲至跟前，从日军战史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场战斗的最后情节：第四分队的一等兵藤冈，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时间仿佛蓦然停滞，历史留下了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一代抗日名将，怀着平安的良心死去，时年49岁。与他同时殉国的还有五百多人，张自忠殉国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

    硝烟笼罩在战场上，细雨无声地飘落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上，血迹随着雨水缓缓流淌，那染红的泥土，分不清是日军的血还是国军的血。

    日军开始打扫战场。堂野和藤冈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将军，便翻动遗体搜身，堂野从他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一看，上面竟刻着“张自忠”三字！俩人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靠上前来，仔细端详起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血迹斑斑的汉子来。接着他们把情况报告了上司231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横山下令将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二十余里的陈家集，日军第39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

    专田盛寿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有过交往；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