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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顺脚搭他的车回太原，途中接了一个电话。看样子本不想接，但还是接了。村里一个人，得了癌症，在太原治病时他给拿了八九万，但是八九万没救住人的命，很快就去世了。打电话的是那个人的儿子，说没钱埋人，请他再出点钱。他说：你看看，八竿子打不着个兄弟，一口一个叔叔伯伯叫，病了咱管，死了还得咱管哩。

    其实，他口袋里已经装好两万块准备顺路送回村的。但在电话里他说：有一万够了吗？

    那头说：够了。

    扣了电话，老苏心花怒放，好像平白无故捡了一万块钱那样高兴。他一个劲儿说：省下就是挣下的嘛，省下就是挣下的嘛。

    他永远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这个全县有名的有钱人，成天缠绞在一堆什么样的事务中间，可想而知了。村里人、股东、县里市里省里的方方面面他都得应付。看着眼前一堆材质不同的纸片上记述那些灵光一闪写下的所谓诗句，我想，诗歌对他而言，一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释情绪的途径与方式。他在那里自言自语，在那里自我缓释，在那里为自己找到理由，在那里完成一种虚拟的身份转换，或者，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纯精神性的出口。这种方式周围的人肯定不大理解，有些甚至不大能读懂，他悄悄告诉我说，哪一句诗其实他是想说个甚来，后来写出来不这样说，偏那样说，不散漫成句子，而写成整齐的诗行，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不理解，不懂，恰恰是他最得意的地方。就像一个小孩子跟小朋友玩捉迷藏，他藏起来，眼看着对手从眼前经过，又经过，一次次没有将他找到，那样的得意。

    在老苏，诗歌绝不是装饰生活的一个文体，而实实在在是一件十分趁手的工具。

    从大前年开始好长一段时间，老苏等待着煤矿整合，那是一场非常漫长的等待，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将近两年，老苏很少来太原了，可他经常突然冷不防就打过电话来，说他想了两句什么好句子。或者发过短信来，是一首完整的诗。他说，他现在写的诗，又够出一本子了。

    他说书，是一本子书。

    开始我知道，他陷入了无休止的利益纷争中间。因为煤矿几经技改，前些年不得不引入清徐一家企业，人家一个子拿走一多半股份，这让村里人很不满意，尤其是当初跟他入股的那些股东们。当年，他拉人入股时，最多股份不过二百多块钱，现在当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股东们认为，引入清徐的企业入股，是他当汉奸的结果，所以将他起诉到法院。他当这事也写成诗，其中有一句“豆子炒熟都有份，锅子炸了没人问”。我一下子就笑出来。他说：哦写得有意思哇。可有意思呢。

    我说，当初你为什么不自己干？省得这些麻烦。

    他说：好哦的你呀，咱是地主成分，平时回村里头只是个埋头受得哈哈的，不敢说话，万一挣了钱，人还不把你头打烂。那些股子，越多越好，谁也不能说个甚嘛。咱成分高，吓怕了嘛。

    此前的2006年，煤矿技改见效，村里子就炸起来“闹他”。大字报都贴出来了。老苏跟我讲，一看大字报就吓坏了，大字报说：土改时候分过田，“***”当中游过街，苏××是地主阶级复辟呢。后来，煤矿出钱为村里修了路，包下所有田地的出产，甚至给村里所有的光棍都娶了媳妇才平息下来。

    再下来我知道，他准备回到良种场，在县城西边开发一片土地重操旧业。但是，整合迟迟没有结果，整合之后款项又迟迟不能到位，这事一直还停留在构思之中。

    去年冬天，老苏忽然打电话过来说：来咱岚县看戏吧，可闹好咧。

    怎么回事？

    原来，老苏出资买了锣镲鼓板乐器，在社区组织了一个自乐班，天天在县城里自娱自乐唱戏。

    再后来，消息就稀了。今年秋天，给他去过一个电话，说他仍然在红火地唱戏，仍然嘻嘻哈哈，没甚怪异。没甚怪异，今天想起来，恰恰是怪异。

    在煤矿不景气的那些年，举债、躲债是老苏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少则一月，多则半年躲在外头，在外头的小旅馆里吃方便面，就着开水啃馒头是家常便饭。好几个春节，等债主走了他才敢悄悄回家。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顺遂的那些日子，坐小车，当代表，出诗集，那些灰暗的日子是我在他的诗集中读到的。说起那些日子，会勾起他妻子心里的苦楚，他和他的妻子咽下多少苦楚，外人哪里知道。我刚刚问怎么回事，他妻子眼里就挤出好些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