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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第２部分里记录下宇波君的谈话，现在读起来，他的话好像是对我那一时期处世方式的奉承。不一会儿，宇波君由前面谈话时的那种语气陡然转变成血腥、挑逗性的谈话方式。

“您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的版税委托给‘被轰炸二世’组织了吧？他们为了在全国游说，买了辆车，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可实际上，他们只用五分之一的钱买了辆破车。在出发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说是没有修理费就走不了，这钱又是从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钱干什么了？您不认为他们送到同党上级组织那里了吗？那时，听说来东京游行的学生被逮捕了，所以有的人坐飞机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学的代理校长请愿，结果都被赶跑了，是这样的吧。您害怕敌对党派的实力斗争，于是就从羽田逃到您上级组织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钱，似乎看到一点自由，可是对立派那边怎么想呢？所以说，要是为党派出车钱的话，还不如替搞同一运动的我们出车钱。我们在面包车上安上短波发送装置，我们计划走到哪儿就不停地广播到哪儿。政府和财界那些恶棍们，被推上国会证言席上还不老实地坦白交待，我们把审讯装置安在自由广播的面包车上，把审讯现场播放出来。不论是政治家、实业家还是官僚，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拷问，我们在东京到处转，把他们的证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来。至于车的费用问题，可不是您给‘被轰炸二世’的那点钱，比那要多得多。一开始，您不想拿出点钱吗？”话虽如此，可是……

他没有再问我，宇波君在以“我们的意见”发表意见，当我看到稻田君对此表示赞同的样子时，我就不想再说话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所了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联系的当事人才知道，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可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全盘接受他的建议，我只是对他带有挑衅意味的言语感到愤怒。我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让他们走的时候，妻子走了进来，因为她看到我们不停地谈话的情景，担心事态会发展成防卫过当。看到端茶进来的妻子和跟在后面的义幺，宇波君的态度突然变成最初时的亲切，在他回去之前，对义幺说：

“夫人，坐了这么久，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告辞。义幺君，跟老师谈话的时候，我仔细想了一下，再给你出最后一个问题，这可是难题呀，非常难的题。克歇尔５２２号是什么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这是《音乐的玩笑》，是大调，是什么呢？”

那时，每天早上妻子把义幺送到校门口，放学时我骑车去接他。义幺八岁时就上了小学，所以当时是特殊班级的三年级学生，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从家门到校门一直由家长领着的话，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自己上学的能力。”她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因为同一所小学的学生占满了道路，连人行道和边上的岔路上也没法走，我们就让义幺和他们拉开一点儿距离，一个人走。从成城学园的坡上往下走时，常要在那儿过人行横道。在高耸的电话电报局大楼前面，我停下自行车等着，义幺显得比在家里时还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迈着独特的步子走上来。每天这个时候，一看到义幺，一股激动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们告诉的那样，逆着车道走过来，我在他走的这条路上等着他。义幺还带着没测量准的眼镜，走到离我三米的近处才发现我在等他。义幺那张童稚的脸上没有什么感慨，站下来，所有紧张，像蒸汽一样，云消雾散了，变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晒太阳的软体动物一样，自行车的把手上装着金属椅子，让义幺坐上去后，我的胸膛紧贴着义幺的脊背，蹬车回家……

那天，我又在电话电报局前等义幺，可是不见他走上来。从我旁边走过去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跟义幺在同一特殊班级、年龄比义幺大的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走过来，我注意着不惊吓着她们，喊了一声，可两个人还是吓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着似的默默地走了过去。我下了车道，骑着自行车，一边看走过来的学生，一边向人行道方向骑去。我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道、学校门口的通道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幺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子说义幺还没回来。接着，妻子便承担起找义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