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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休息的那个早晨，住在京都市郊住宅区的私塾教师和市政府的官员被人用铁管打死在路上。我常常去广岛旅行，那天我在关西版看到了这个消息。我想可能也跟我日记中的那件事有关吧，可我没说话，妻子在看东京版的消息，看来她不知道这件事。据报道，被害人叫宇波三吉和稻田彰，曾属于学生运动的一派，都是三十岁。读完这则消息后过了三天，下午六点以后，我到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去游泳，回来后，妻子对我说：“有一个长途从京都打来。说是叫宇波，十年前曾来我们家拜访。打电话的人用绝对不会错的口气，自报了姓名。”

他先打来电话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五天前因从前学生运动的内讧发生的那一事件中，（我虽然看到了新闻报道，却没说什么），被害者的名字叫宇波、稻田。妻子把电话内容告诉我：“因为不希望你们夫妇误解，读了宇波、稻田两个被杀的消息，您肯定以为十年前带走并丢弃您儿子的人得到了‘天报’，心里的气愤落了地，或者认为‘天报’，把两个人都杀了也不过分，我们想说不管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我们去您家的时候，报了敌对党派活动家的名字。这次被杀的两个人正是宇波、稻田本人，他们或许是一直在活动，或许是不再搞什么活动，却因了结不了过去留下的怨恨而被杀了。我们现在都属于新的党派。我已经跟小说无缘了，但我知道您和您儿子还都健在……”

妻子一直都忍耐着，可这回她下决心，虽说晚了，还是谴责了一番，你对我们儿子做的事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从站台上掉下去，或者乘上一辆从东京站开出的长途电车，那就很难回来了。毕竟，宇波君这个名字，给我们留下残酷的创伤。”

他反驳说：“说实在的，那样不好吗？这十年里，您没被儿子缠住，应该显得年轻了，先生还像十年前我们批判的那样，写着暧昧不明的文章，不是还把这件事写出来了吗？严格地说，脑袋有残疾的孩子当然不能进行生产啦。当然不能形成社会中物质代谢的一环啦。然而，给这样的孩子带上免罪符，父亲却不得不经受社会风浪。已经过去十年了，可先生一点也没变。评论家不是批评过他吗？‘年龄在增长，却没有哲学造诣，到底怎么办呢？’丈夫打算跟儿子一起生活，互相迁就，这不就是将两个人活着的辛苦免掉一个人的份了吗？我们经历过政治、社会等风波，来到下一阶段。我在宗教组织，领导着青年们，正在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你丈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写下了救济等没法看的文章。可是他并没有死乞白赖地请求救济，而是在平静地祈祷，这不太没意义了吗？我们为拯救灵魂而努力工作，这比十年前的政治斗争还尖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在拯救过程中，我们是不会倒下去的。我就肩负起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责任。可是，也罢，直接跟您说了吧，您是十点钟回来吧？也许是在去年的晚刊上，曾看到您丈夫每天傍晚去游泳的报道，所以十点钟，我想再打一次电话。”傍晚，我在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里游了一千米自由泳，回来后，开始喝酒。为了帮助睡眠，我每天都喝点酒，已经快七年了。可是，如果今天也那么喝的话，到十点时我就该醉倒了。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回卧室里了，如果他们起来，肯定会听到我喝醉的怒吼声。我不想这样。于是躺在沙发上，捡起一本做过注释的阿德曼的书，翻到新的一页漫不经心地读起来。妻子把刚才的电话告诉我的时候，义幺、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听到了，九点钟他们回卧室去了。我看着表，在等着电话铃响，我不由地回忆起十年前那场无休止的电话攻击，仿佛又体会到了充满被迫害妄想症的感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潜在进攻性。

我不赞成假宇波君对义幺的评价，十年来，不，应该说是他出生以来的这二十年，如果说义幺的存在给我和妻子都带来束缚的话，那是事实。“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声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吧。”我读布莱克的诗句，就好像自己被锁在黑暗中一样。义幺由残疾变成健康，终于，妻子也从残疾这个统治者的鞭子下，得到幸福的解放。“他们每走一步，都回过头来，怀疑着，这是在作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晴朗的早晨出来了’，一边……”大地呈现出自由解放，让人感到布莱克那充满喜悦的自信和理想不过是幻想，无奈的诗人走进永远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