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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桢，字约中，汴人。幼刻苦读书，登元统元年进士第，授彰德路录事，辟河南行省掾。桢初娶祁氏，祁生贵富家，颇骄纵，见桢贫，不为礼。合卺逾月，即出之。祁之兄讼于官，且污桢以黯昧事，左右司官听之，桢因移疾不出，滞案俱积。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怒曰：“张桢，刚介士也，岂汝曹所当议耶！”郎中虎者秃谒而谢之，乃起。范孟为乱，矫杀月鲁帖木儿等，城中大扰，桢暮夜缒城出，得免。

逾年，除高邮县尹，门无私谒。县民张提领，尚任侠，武断乡曲。一日，至县有所嘱，桢执之，尽得其罪状，里中受其抑者，咸来诉焉，乃杖而徒之，人以为快。守城千户狗儿妻崔氏，为其小妇所谮，虐死，其鬼凭七岁女诣县诉桢，备言死状，尸见瘗舍后。桢率吏卒即其所，发土得尸，拘狗儿及小妇，鞫之，皆伏辜，人以为神明焉。

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监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伯颜贼杀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当伏门诛，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诛窜。别儿怯不花阿附权奸，亦宜远贬。今灾异迭见，盗贼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阃帅敢于玩寇，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不听。

及毛贵陷山东，上疏陈十祸，根本之祸有六，征讨之祸有四，历数其弊：一曰轻大臣，二曰解权纲，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离人心，六曰滥刑狱，所谓根本之祸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祸，略曰：“臣伏见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统，履艰难而登大宝，因循治安，不预防虑，宽仁恭俭，渐不如初。今天下可谓多事矣，海内可谓不宁矣，天道可谓变常矣，民情可谓难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时，战兢惕厉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尝胆，奋发悔过，思祖宗创业之难，而今日坠亡之易，于是而修实德，则可以答天意，推至诚，则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劳，声色之好，燕安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黜宫女，节浮费，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处之，如天下太平无事时，此所谓根本之祸也。”至若不慎调度，不资群策，不明赏罚，不择将帅，所谓征讨之祸四也。其言不明赏罚之祸，略曰：“臣伏见调兵六年，初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宜，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曾无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及其面谀游说，反以克复受赏。今克复之地，悉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县而已。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夫有土有人有财，然后可望军旅不乏，馈饷不竭。今寇敌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处，尤可寒心，如此而望军旅不乏，馈饷不竭，使天雨粟，地涌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费，而供将帅无穷之欲哉！其为自启乱阶，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饭僧消祸，以天寿节而禁屠宰，皆虚名也。今天下杀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将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颍上之寇，始结白莲，以佛法诱众，终饰威权，以兵抗拒，视其所向，骎骎可畏，其势不至于亡吾社稷、烬吾国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乱，而反为阶乱，其祸至惨，其毒至深，其关系至大，有识者为之扼腕，有志者为之痛心，此征讨之祸也。”疏奏，不省。权臣恶其讦直。

二十一年，除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至则劾中书参知政事也先不花、枢密院副使脱脱木儿、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之罪，又不报。方是时，孛罗帖木儿驻兵大同，察罕帖木儿驻兵洛阳，而毛贵据山东，势逼京畿，二将玩寇不进，方以争晋、冀为事，构兵相攻，互有胜负。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脱脱木儿、奴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进。桢又言其“贪懦庸鄙，苟怀自安之计，无忧国致身之忠。朝廷将使二家释憾，协心讨贼，此国之大事，谓宜风驰电走，而乃迂回退慑，枉道延安以西，绕曲数千里，迟迟而行，使两军日夜仇杀，黎庶肝脑涂地，实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以救时危。”亦不报。桢乃慨然叹曰：“天下事不可为矣。”即辞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间，结茅仅容膝。有访之者，不复言时事，但对之流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