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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村民们开始用上了井水，井水冰凉彻骨，夏天洗脸如冰敷，但喝起来，总有些涩嘴。水瓶底上，也总是铺满了一层食盐似的白色颗粒。那年春节，我在牌楼住了五天，皮肤干涩，面部蜕皮，胳膊上生出了三五成群的丘疹。再次回到生我养我的小村，我居然“水土不服”！我怎么会“水土不服”？坐诊的是一位胖胖的女医生，她皱着眉头，脸上堆满了厌恶的表情——事实一再向我证明，对于患者来说，和医生争辩（尤其是更年期的女医生），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什么叫水土不服，你懂吗！啊？简单点说，就是自然环境变了，不适应！这个冷冰冰的解释让我无法接受，生我养我的小村，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小村，自然环境居然已经变了！医生的诊断当然是对的，表象上的变化我一眼就能看见，然而深层次的变化呢？

    比如地下水。我不知道牌楼的地下水究竟有没有被污染，也不知道被污染的程度到底有多重。几十年了，没有一个部门对我的小村进行过一次环境检测，现如今，即便是癌症患者层出不穷，也没有人主动关注过乡亲们的生存环境。乡亲们虽然疑惑，但谁都没有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乡亲们也完成不了这项空前的壮举。

    早春二月，我采访了这样一起环境污染事件。老汪家吃的是井水，今年春节之前，老汪家的井水突然变了味，颜色浑浊，闻上去有一股淡淡的咸味。老汪的房子前后两进，临山而筑，五百米远的山坡上，就是一家金属材料厂，老汪有理由怀疑，正是这家专门在夜间生产的金属材料厂污染了地下水，破坏了地底下的水质和环境。老汪在环境监测站里找了一个熟人，私下对井水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三项指标超出了饮用水水质的最低标准，尤其是氯离子和砷含量，分别超标五十一倍和一百一十七倍。然而，这种私下里的检测结果，政府部门并不认可，企业更不会承认。对于我们的突然来访，环保部门闪烁其词，地方政府推三阻四，他们的理由惊人的相似——对于这种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没有当地宣传部门的许可，随意采访是“很不合适”甚至是“极不妥当”的。年轻气盛的摄像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无法接受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他试图进入那家金属材料厂，但两名手持电棍、态度强硬的保安将他粗暴地挡在铁门外面，甚至扬言要砸掉他手中的摄像机。“你敢？”是可忍孰不可忍？年轻气盛的摄像再次冲向了铁门，“你试试，看老子敢不敢！”眼见一场冲突即将升级，我们只好生拉硬拽住摄像，两名保安于是骂骂咧咧着，趁机扬长而去。

    采访无疾而终，其实，这样的结果早在我们的预料当中。我们不是《焦点访谈》，面对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媒体的介入通常都会无疾而终。老汪一家不得不批来一桶桶矿泉水，用矿泉水洗菜和做饭，用井水洗衣、洗碗。还有一些居民不得不远走他乡，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干脆到集镇上租房子。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座名叫“汪家集”的自然村，会和大地上的无数村庄一样，慢慢地归于荒凉与没落。不同的只是，无数籍籍无名的村庄匍匐在大地深处，而汪家集已经纳入县域经济规划，它离省会城市的车程，只有一个半小时。

    三

    2009年4月，《凤凰周刊》讲述了我国百处癌症高发地。同年，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孙月飞在题为《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的论文中指出——“据资料显示，有一百九十七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已确认，有两处分别描叙为十多个村庄和二十多个村庄，还有九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这样，中国癌症村数量应该超过二百四十七个，涵盖中国大陆的二十七个省份。”2013年春天，一张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China cancer village map）在互联网上热传，在这张地图中，“中国癌症村”的数量被认为超过二百个，每年的死亡人数约在一百五十万（数据来源：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肿瘤科）。

    每年，一百五十万人死于癌症！面对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我久久无法平静。我清醒地知道，在地方GDP和环境污染博弈的进程中，这个数字肯定还是保守的，可预设的“癌症村”数目以及年死亡人数，或许更为触目惊心。虽然部分读者或许已经看过这张地图，但我还是想随机摘录其中一些村落，不作任何修饰和改动——

    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