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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八十户人家近二十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四川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

    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三十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每年平均有五人死于癌症。

    湖北襄阳市朱集镇翟湾村：

    三年内，三千人的村庄里一百多人死于癌症，其中大多是三十到五十岁的青壮年劳力。村民认为，这些是因为流经村旁的那条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严重污染。

    河北涉县（固新村等至少六七个村庄）：

    这些县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辖内癌症患者明显增多。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发病率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二十多倍。

    安徽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

    著名的“癌症村”。有六十六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

    湖南隆回县金湖村：

    二十年间，这个总人口二百八十五人的村落里，竟有二十九人接连暴病而亡，主要是胆癌、肺癌患者。村民怀疑井水被农药污染。

    浙江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赭山街村）：

    死于癌症的人数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十六家化工厂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计在两千吨以上。

    内蒙包头打拉亥：

    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十多年间，七十七人死于癌症。

    ……

    不需要继续列举了。这些所谓的“癌症村”，病变，无一例外地来自污染——工业污水、生活污水、毫不节制的农药和化肥……如果还有罪魁祸首的话，那就是不再洁净的空气。这些年，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扩张，在许多城市的城乡接合部，耸立起一座座乌云翻滚的粗壮的烟囱，就连我所在的乡下小镇，也引进了一家国有大型水泥厂，附近的村民白天不敢开窗户，气味扑鼻，灼烧喉咙；夜间也睡不安稳，轰隆隆的机器，彻夜轰鸣……水泥厂投产第一年，附近的庄稼严重减产，近处的禾苗都烂了根。不久之后，田野里就变得一片沉寂，几乎寸草不生。村民们集体出面交涉，水泥厂最终选择了让步，同意接受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去厂里务工。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村民们终于忍气吞声，这弱势而现实的生命群体，纷纷选择拿钱买命。我们当然有理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静下心来想一想，这群既失去土地而又身无长技的村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然而，健康，金钱是无法购买的。最近这几年，水泥厂附近的几个村子，终于进入了第一个癌症高发期。其中一个村子，三十多位村民先后患上了癌症，以肺癌患者居多，其次是食道癌和胆囊癌，患者全都六十岁不到，大多在水泥厂里打过工。最临近的一个村子，几乎集体患上了尘肺病。这些苦苦挣扎的乡亲，同我的堂哥一样，辛辛苦苦地熬了大半辈子，到了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凶恶的疾病突然降临。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乡亲们逆来顺受惯了，即便是面对如此悲剧性的命运。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征程中，这群既没有职业也没有养老保险的农民兄弟，成了乡土中国悲凉的牺牲品。没有人为他们埋单，还会有更多的牺牲品——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短期内根本无法消除污染源，更可怕的是：被污染的环境和生态，往往长时间无法逆转，而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治理地下水污染的技术，也无法承受昂贵的地下水治理成本。

    面对这场灾难性的生态危机，我们都不是局外人。2011年，全国两百个城市的地下水质，“较差—极差”的占据了一半。而国土资源部十年前的调查显示，一百九十七万平原区的水质，浅层地下水已经不能饮用的面积，高达六成。如果这个数据还可以相信的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有能饮用的地下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