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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姜天民拖着病体从省城回来，再见面时，他闷头抽了几支烟，那样子不说也晓得，一定是小说没被那家杂志接受。抽完烟的姜天民将一只紫砂壶举起来，几乎要砸在地板上，大声骂出一句脏话后，才原原本本地说了经过。其实他不说我也明白，一定是受到那惯于暗箭伤人者的又一次谋害。成名之后，多家杂志抢着要这部《淡淡幽香的槐花》，其中也包括省城这家杂志，这一次轮到姜天民断然拒绝了。然而，这迟到的近乎报应的拒绝并没有给他带来快感，相反，对拒绝的拒绝常使他长叹不已。姜天民不想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了之后，姜天民更加不想这样做。

    那时的姜天民，时常两眼通红。因为年轻不识沧桑，我们都以为是愤怒的缘故，从未想过那是生命严重透支的危险征兆。人生奋进历程中，将对恶俗的愤怒转化为生命动力，表面看来最为有效，藏在深处的却是自己对自己的残酷。污水四溢之际，姜天民如同火山喷发的才华，终于换得往来时空中的鸦雀无声。

    写作者价值的唯一证明是作品。

    写作者品质的唯一证明是作品。

    一九八二年《第九个售货亭》问世，随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那一阵，应当是姜天民故乡生活为数不多的纯美日子。忽然间人们发现原来感情外露疾恶如仇的姜天民另有一颗纯真柔软的内心，透过他的作品可以看见，简陋得近乎粗拙的山区小城原来蕴藏着冰清玉洁的人性。或者还得感谢那些职业酸臭酿造者们暂时的痴呆，来不及找到可供泼洒的污秽。才情逼人这个词在姜天民短暂一生中那段更加短暂的日子里，像月光泻地般抒写着小小山城空前绝后的诗意。等到死灰复燃的恶俗试图侵蚀诗意时，姜天民已经离开了堆满是是非非的故乡。

    不管后来名气有多大，姜天民从不推荐朋友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无论对方情谊有多深，他都不会心慈手软。后来的我却不如他，常常抵挡不住那点世俗之心，忍不住答应帮别人一把。这其中有别人后来的成名作，也有别人的代表作，还有一些所谓突破性的作品。过不了几年，本来是朋友或者学棣的人，无一不生分了。前两年，被李敬泽戏称为“郁达夫的转世灵童”的甫跃辉写过一篇小文，在读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作专业硕士生时，作为导师的王安忆从一开始就点明了对他说，休想自己会为他推荐一个字。本是举手之劳的事，他们为何都不做？其中理由，我也是这几年才悟出来：将别人的作品推荐发表，如是长辈对晚辈的提携，则是大雅。换成年龄相差无几的人与人，就不一样了。当时是做好人好事，过后说起来，是作品好，还是人缘好？是作者本人行，还是推荐作品的那个人行？这个问题肯定会如沙在眼、鲠在喉、芒在背，成了当事人既躲不掉又不愿提及的心病。

    在写作上从不用怀柔之心对待朋友的姜天民，临走时郑重地将那把破得不能再破的藤椅交到我手里，说了一句：在这地方，不坐在这把破藤椅上是写不出来的！日后验证，这貌似夸张之语真如寓言。姜天民离开此地时，已经住进新盖的四层小楼的四楼，包括获得普遍赞誉的一系列作品仍旧是坐在这把破藤椅上写就的。从这时候起，姜天民住过的屋子、坐过的破藤椅就归我使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正是在这换了主人的屋子和破藤椅上写出来的。日后，我离开此地，也曾对这把破藤椅也有所交代，并转述姜天民说过的话。然而，曾经的文脉很快就只有面对遗憾了。世事之错，往往是自己的错，当一个人责备他人时，一定是自己首先犯下识人之错。在这一点上姜天民胜过我等。相赠以一把破旧藤椅，其意义远大于推荐一篇作品，更大于现如今为着出版《姜天民文集》的四方张罗。

    前几年，北方一家文学杂志邀我点评一部当代文学名篇，我选了姜天民的短篇小说《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并对应具体文字写了一些话。

    “态度决定一切，生活无不例外。”

    “人在很多时候所做的事，其实不是做事，而是为着铸造自己的内心。”

    “梦想决定审美。”

    “这些实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人间不能没有寓言，人间更不能没有童话。”

    这后一句，我以为最有可能深入到姜天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