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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48年2月10日，郭沫若写了一篇对一些人的命运产生很大影响的论文《斥反动文艺》。文章开门见山：“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

    今天看来，以一时的政治形式—战争—来判别文艺的“正动”（郭沫若之用辞能力极强），“反动”，实在偏颇，可当时，也许正合了极多热情的政治参与者的“心拍”，反而因其简单，直接，而受到人们特别关注。

    郭沫若进一步阐发：“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反动文艺”？郭沫若说得十分炫目：“在反动文艺这一个大网篮里面，倒真真是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

    人们几乎没有料到，这“反动文艺”的典型，并没有落在那些替当局鼓吹，为政府买好的御用文人身上，而首先扣在了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的沈从文头顶。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所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我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指斥了“桃红色”的沈从文身份，郭沫若还点染了“蓝色的朱光潜”和“黑色的萧乾”，不过文字都没有像对沈从文那么显著的“重”。当然，郭沫若文章写得正义凛然，大有真理在握，有权审判一切文艺的气概，所以，他不仅自己激烈指斥，还在文章结尾处鼓动说：“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起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

    该文发表在香港生活书店《大众文艺丛刊》当年3月1日第一辑上。以当时天地翻覆的社会变革背景，以郭沫若在文艺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受到文章严厉指斥的几个人，能不心惊胆战，甚至惊心动魄吗？别人不说，沈从文的命运就将被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几乎再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这是大处；小处，见过无数流血杀人场面的沈从文，竟然选择自裁，希望自我了断解脱……郭沫若文章的分量和威势，由此可想而知。

    可是，事情也有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沈从文是个相当纯粹的作家，在政治上，虽不时发出一点声响，可文人论政，并不能在实际的社会层面上产生如何强烈影响，比诸郭沫若在政治上的爱好与参与及影响力，那肯定差得太远；再者，郭沫若也应当知道，文人论政，尤其小说家，那能影响的群体，相当有限。知识群体如此，政治群体更毋庸说。既然如此，为何郭沫若对沈从文下笔是这么重，措辞如此严厉而轻蔑，几乎让人感到有不“消灭”不足平愤的激烈，这是为什么？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大都是自学的。当初，他多种文体都试验过，所以，阅读面相当广泛，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类别，他都不陌生。当时的作者不多，研读的同时，大都也通过各种方式认识了。可是，他与郭沫若却并不熟。（在此前是否见面认识亦未可知。1930年1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中国诗人我只不熟郭沫若，其余多是熟人。”）这样也许难能结怨，可从郭沫若的声口读去，总有一种两人间有莫大仇冤在其中的感觉，否则凭常识看去，这样去指斥另一个小说家，有些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