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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生叔摆在老屋的堂屋里，灵堂也设在那里。

    草生叔在凌晨五点钟左右的时候还是走了。母亲和几个婶娘见了我，就说你草生叔去了，去了也好。我走近草生叔，他真的走了，平平静静地走了。我久久地站在草生叔面前，一个人怔怔地出神，生出些许的感叹：一个人的生命倒下去，就像一片草叶轻轻地落下，没有半点重量，如草一样，草生草长，草灰草白。

    大家围拢来，七嘴八舌地商量着草生叔的丧事。在农村，这是大事，绝对马虎不得。父亲提出一切从简，火化了事，没有一个人赞成他。其实，我知道，父亲认为草生叔是五保户，火化了，政府埋单，也不要花费人力物力和钱财。可大家都认为草生叔一生过得草草了事，最后一程还是要体体面面走。不然，前不久草生叔也不会一个人去棺材铺里订了一副“千年屋”（棺材）。后归哥说，那老板还是善塘铺里的亲戚，“千年屋”的优惠价也是三千六百八十元。

    后归哥是我堂兄，是草生叔的堂侄，也是村里的村长，在家做着小生意，是村里少数几个没有外出打工的青壮年。村里的书记是风娥姐，这些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很不容易。他们两个一合计，说八十岁的老人了，还是不能草率了事，也要像模像样地办一下。我说没有意见，该咋办就咋办。父亲有些干着急，我知道他急的是钱。

    钱确实是个大问题。在农村办个丧事，最简单的，也要花个两三万。后归哥尽管是村里的村长，但终究跟我一样是晚一辈的，在村里做红白喜事时说话掷地有声的还是村里的长辈。我们村里的一应红白喜事，都是德生叔坐镇的。不用说，后归哥请德生叔出来管账，由他发话。德生叔一到，就说得先说钱的事，没有钱，开不了台。

    后归哥就一五一十地说，说草生叔的五保金还有三千八百元，估计刚好够那副“千年屋”的价钱，还有一个低保卡存有两千元，能烧一座像样的纸屋吧。他说，草生叔在生前住不好睡不好，到那边还是要有个大房子，还是要睡个好的“千年屋”。大家都说，当得，当得。后归哥说，不搞火化，镇里一分钱都报销不了，草生叔没有崽女，现在只有靠我们这些堂侄儿，大家一人出一点，凑拢来把大事办了。后归哥说完，第一个看着我，我迎着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点了下头。后归哥说，那就每人五百元，集拢来看看有多少？德生叔皱了皱眉头，说：只怕是少了点。

    说到关键处，大家伙全散了。不久，就听说后湘哥不肯出，说是草生叔也没帮他家做过什么，更没帮忙带过小孩。我就有些气愤，怎都这么计较？不过，我还是看见后湘哥和后争哥几个去对门凤形山里下大力气帮草生叔挖金脚（坟坑）去了。

    父亲要我等等，不要太急，看大家拿多少钱，说都是一样的亲，你不要先冒头。我说反正要拿的，早拿迟拿都要拿，还是先拿吧。母亲说要拿，你也不能多拿，你一个人的工资，老婆又下岗，儿子又要读大学了。我说，尽量还是多拿一点吧，怕是不够花，怕是送不出草生叔呢。不晓得，我去晚叔家解手的一会儿，母亲竟替我交了钱，带头交的是一千元。

    这时，传来好消息，说后湘哥也肯交了，每人五百元，大家都肯交了。风娥姐还说，刚刚跟广州打工的几个通了电话，后彪哥答应出一千元，后升哥答应出两千元。他们说不能回来送草生叔，要风娥姐告诉账号，立马打钱过来。

    这时，我姐和我妹也从县城里赶了回来，她们送了花圈放了炮火，提了笼箱包了礼金。姐和妹还把我扯到一边，说不能让大家看扁我，说草生叔对我家也是有恩的，帮我家做过几年农活……我知道姐和妹的意思，我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又去德生叔那儿交了两千元。

    父母后来知道，有点怪我的意思，但没说什么。

    草生叔在生时，常说：钱么，是鱼口中的水，叭进叭出的。草生叔对钱不看重，一生也极少花钱。他说，你花钱，花水一样，其实钱也在花你呢。当然，草生叔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愿意听，还有人取笑他，说吃不到葡萄还喊葡萄酸呢。

    草生叔挣不到钱，也舍不得花钱。其实，他本来是可以挣钱的，他帮了这家帮那家，帮人犁田打耙，帮人担土砌窑，帮人砍树开山……按帮工工资开给他，日积月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却一律不收钱，说乡里乡亲的，都是一大家子的人，哪能出口闭口都是一个钱字？有很多时候，他都是不声不响把事做了，把忙帮了，把活儿干完，甚至连饭也不吃，就走了。后来，草生叔做不得重力气活儿，就帮人操持家屋事，帮人带小孩、看屋，也都是攒起心劲的。也是怪了，草生叔看见小孩就亲，小孩看见他也个个亲得很。他一生舍不得花钱，比如不舍得花钱割肉，不舍得花钱买衣、吃药，却常常花一点小钱买一些指包糖，去逗小孩子。对自己唯一大方的，是每回赶集去买一包两块钱的纸烟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