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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就知道草生叔爱卷烟叶，把黄亮亮的烟叶切成细丝，然后撕下我们写完的作业本滚烟筒。我们也学着滚，滚来滚去，总不成器，滚成了喇叭筒。草生叔就手把手教我们选烟叶，教我们切丝，教我们滚筒，教我们点火，我们总是学不好，在他吐出一圈圈的云里雾里睡着了。后来，草生叔自己眼神不好，手也不利索了，他就再也不能卷烟抽了，只能去买最廉价的盒烟。

    这次，草生叔去赶集，也是去买盒烟的。他近来感觉到自己大不如前了，走起路来腿脚发颤，老高老大的身躯虚弱得像片草叶一样，在这世界里晃荡，在这黑洞洞的世界里找不到出口。他本来去得早早的，有很多人从他身边一晃而过，都和他打着招呼，他知道，自己却蔫蔫的不想出声，有一两次出声，也是气若游丝。

    一路上，草生叔唯一握紧的是裤兜里那张五十元票子。今儿个，他也不想割肉，只想买几盒好的烟抽。他一脚轻一脚重向前走去，从热闹的人群中飘过。没有人注视他。也许他瘦小卑微得像一只蚂蚁，爬行在别人看不见光亮的角落里。

    草生叔想买了烟就早早地回去，然后，静静地一个人，抽着烟，瞧着天，想着事。然而，草生叔很失败，那一直紧紧捏着在裤兜里的那张五十元大票子不翼而飞。他一家家商店走过去，看柜台上一包包精致的盒烟，走得很慢很慢。走到鱼香子的时候，他看到一世界的黑，他看见白晃晃的黑，他看见深洞洞的黑，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找不到一束光亮……

    他像一片枯黄的草叶，飘落在自己的世界里。

    出殡那天，本来安排井井有条的。临时，还是出了问题。总的来说，是人的问题，人手太少。村子里的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弱残兵”。

    放炮火安排了两个人，一个是七十一岁的中宝叔，一个是六十二岁的玉彩叔。临时，玉彩叔说要带自己的孙子去看病。后归哥赶紧用小车装了炮火事先沿路去摆放好，好在到凤形山不远，又一路是进村的水泥路面。中宝叔一路一瘸一拐走在前头，点一个手中的大炮，再点一个路边的礼炮，大炮山崩地响，礼炮一路礼花，中宝叔无忧无虑像个小孩一样。

    出殡时，抬柩是最重要的。抬柩是力气活，个个要能下大力的，放在肩上要纹丝不动，要庄严肃穆，要讲究稳和慢，不能毛毛躁躁的。在乡村，抬柩一般分三班，每班八个人，前面八个，后面八个，有一班八个是用来换肩的。这次给草生叔抬枢，安排了一组、二组、七组各四个人，三、四、五、六组各两个人。到场的，一看年纪大多是六七十岁的人，五十多岁的只有四个人，尤其是二组只来了两个人。后归哥大为恼火，骂了人，骂了很出格的话，说看他们二组以后不也要死人吗？骂是骂，在关键时刻，后归哥和德生叔两个人只得顶了上去。

    草生叔的侄儿辈除后龙哥、后湘哥、后归哥都在抬柩的队伍之列，只有我一人必须要去拜路，我得领着后归哥的儿子，还有后归嫂、后龙嫂，后龙嫂还抱着她的小孙子，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一路去拜。拜路，是表示对死者的孝敬和请求山神、土地、路神和一切阴灵开道和让路，所以我们也很是认真和守规矩。四十多岁的我，腰椎间盘突出，一起一跪，一弓一升之间，感觉有些吃力。沿路经过哪家屋前，人家放鞭炮，我要眼尖脚快，赶去“下礼”。我下礼后，风娥姐就要给人家发毛巾。沿路炮响，沿路下礼，沿路一一发放毛巾。

    草生叔的下葬地是凤形山脚，是我们的一处祖坟，坐北朝南，视野宽阔，前面有出路，背后有靠山，两边有“扶手”，周围树木繁茂，水源流长。

    一番祭井、下枢台。我和后归嫂、嘉仪，还有抱着孙子的后龙嫂，一一跪在坟前，等待道师抛出罗盘米。罗盘米俗称衣食米，是死者给子孙的最后一次赏赐，预示今后子孙有吃有穿，衣食不愁。扯着衣服，抛下来的罗盘米，一粒一粒，雪白雪白的，从高空落下。我捧着，感到生命的重量。拈了几粒米，往嘴里一放，轻轻地一抿，一丝微薄的清甜与米香，立刻让我感觉到童年中那些鲜为人知隐秘的欢乐，有那么几秒钟，在我的眼里慢慢地涌起一股微热。

    站在山腰，回望送葬离去的队伍，老的老，少的少，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近千口人的村子，只有不到五六十人的送行队伍。十六年前，奶奶走时，那送行队伍的壮观，和现在比起来，让人感到心情甚是落寞。我知道，现在的乡村，已不是原来的乡村了，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我不知道，草生叔在这里，会感到冷清和寂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