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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似乎在起草什么通知，立即放下笔，问了声：“这就走？”但他没有马上起立，只是怔怔地呆坐了一会儿，这才站起来，从他那只特别宽大的写字台的一角绕出，握住我的手，稍稍晃了一晃。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那一瞬间的神情有一点阴郁。随后他说：“我就不送你了。”我忙说：“不用不用。我只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走了。”他再没答话，又沉默了一会儿，便轻轻说了声“走吧”，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阴暗的廊下，只是目送我。那种阴郁一直为我所不解。后来我才得知，其实他那天也得到上海局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去汇报谭宗三一案的详情。上海局最高领导层里对最后到底该不该枪毙谭宗三这个“误人政界”的前商界巨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而最后下决心枪毙谭宗三的他，最后是否一定能得到上海局方面的肯定，尚在两可之间。万一得不到肯定，下一步能不能回到通海来继续主持工作，那就更难说了。

    也许，正因为前景突然变得不明朗起来，他才决定让我替他把木箱带回去。这样做，显然要稳妥得多。

    一直到走出大门，我始终感觉到，他那目送我的眼光一刻也没游离开过我的后背，始终灼灼地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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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再度把注意力集中到上海东北角虹口公园附近的一条大弄堂里。陈实就住在这条弄堂里。下面发生的事，将跟陈实有极大的关系。

    这是条蛮清静的弄堂。平常少有人进出。一两块残缺的空场子。三两棵五月开花的合欢树，盛开一种羽毛状粉色小花，密密地蓬松而又对称地排列在小叶子之上，仿佛一层飘拂的羽纱。有时在第七个黑铁门门口（这条弄堂一共只有八个黑铁门）站着一条狗。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不声不响盯着你。特别要提一笔的是，弄堂到底有一家小西餐馆（也就是在第八个黑铁门里头），很幽静地挂着一块重彩漆绘招牌。招牌底下总是停着一辆老式微型私家车。外型像甲壳虫。德国名牌福斯。谭宗三搞不懂，西餐馆开在如此僻静深远的场所，怎么会有生意？但事实上却生意火爆。甚至深夜，其他黑铁门里不再透出灯光时，它的窗口还依然亮着，亮得很淡，同时又很淡地传出肖邦的某一首练习曲或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据说这家西餐馆是一个紫色沙龙。又是一个只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服务的俱乐部。小客厅的壁炉里火舌飘飘忽忽暖暖融融。弹琴的是启东的小女儿。她总穿着紫色长裙。总有一种温和的微笑。只要你需要，餐后，白发苍苍的店东会欣然陪你打几副桥牌或“沙蟹”，或者跟你聊上一两个小时，帮你解解各种各样的烦闷。如果您是虔诚的基督徒，到时候墙上会挂起圣母圣子升天图；如果您是佛教徒呢，到时一定出现一个佛龛，一定香烟袅袅烛光荧荧。在不做生意的日子里，你会看到那位腰背硬朗神情矍铄的店东一手由小女儿挽着，另一只手里则极有风度地拿着根镶银象牙柄的“斯迪克”，在虹口公园的林荫道上慢慢地散着步。这时你会发现，这一对父女神情都极其冷峻。这位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小女儿，是不该冷峻的。她长得那么的丰腴圆润，似乎她身上的任何一根线条单独引伸出来，都可以演化成地平线上那一轮晶莹的小月亮，或圣诞节夜晚那灿烂夺目的灯彩。但她往往却穿着老式的曳地长裙或缀有花边的深色宽腿长裤，一切又都显得那么陈旧灰暗。还偏爱穿一双厚底粗跟的磨砂皮旧凉鞋。都说这位白发店东曾经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不管侬相信还是不相信，反正我相信。

    谭宗三喜欢这条弄堂。喜欢到这里来听已经结过四次婚的陈实谈女人。但今天来，却不是为了听“女人”。今早天还没亮，陈实就打电话叫醒了他，让他赶快到这里来一趟。啥事体？电话里讲不清爽，侬来了就晓得了。

    放下电话，谭宗三在床上又闹起眼睛稍稍躺了一会儿。已经有两三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了。迪雅小院的某一棵树上肯定新落了一只啄木鸟，总是在这灰蒙蒙的清晨剥啄出一连串清脆刺耳而又空洞的声音，让人仿佛觉得，房后便是重叠的蛮荒大山和连片的阴森古林。有枯藤缠绕，有流水淅沥。更有千年昏涯绵绵。

    这几天，他一直在想，下一步，自己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在接受经易门和老太太老老太太们条件的前提下，继续留在谭家门里享用这顶“当家人”的桂冠？生身母亲的“发难”，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委屈。你们觉得我不是你们期待的那种人，但你们为什么不们心自问一下，现在的这个“谭宗三”，究竟是啥人造成的？这使我想起六七十年后，在遥远的大西北一个农场场部旁听人们公开审讯一批“红卫兵”罪犯。那是在一个破旧的小礼堂里。墙皮上的黄粉和檐板上的棕漆早剥落殆尽。本可以坐六七百人的观众席里那天只稀稀落落地坐了二三百人。但在礼堂外的林带里却聚集了千八百人。三五成群。揣着干粮。口袋里装着没炒过的生葵花子。一排排破旧的自行车。卸了套的马在大车排子跟前悠闲地嚼着带苞谷豆的草料。我进了礼堂。我很想看看这些年轻的罪犯，当年的狂热分子。听说两派的头头今天同时出庭受审。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场面。我原想他们一见面就会对骂。但没料想他们很平静，走到栏杆前还很友好地对视了一眼，只是碍于审判委员的面子和法庭纪律，才没有跟对方握手。那是个临近冬季的秋末。提早半个多月降下的一场大雪，把当天的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八九度。我看到两个受审的年轻人中一个已裹上了一件军棉大衣，另一个穿的是一件很旧的灰呢短大衣，脖子里包着一条很脏很皱的围巾，脚上穿着很厚的毛袜子和一双很笨重的大头鞋。他俩的脸色都很不好。头发都刚剃过。都没戴帽子。口袋里都揣着很厚一份自己写的辩护词。但那天他们都没得到机会念自己的辩护词。审判进行到一半，便停电了。礼堂里一下变得非常黑暗。工作人员忙拿来长木棍挑开遮在窗户上的布慢，也没起多大作用。窗户离地太高。况且室外本来就浓云密布天色阴沉。他们根本看不清辩护稿上的字。只得放弃这个稿子。在黑暗中我听到他们试图背诵那份稿子。但却背得断断续续嘀嘀哝哝毫无次序。后来我听见其中的一位叫了起来。大概是针对台上审判委员会中的某一位的。这一位委员大概在几年前做过这一位的老师。农场里常有这种事。在开展一场运动后，就有一些教师被调进机关。教师是农场里最有文化的一个群体。搞运动偏偏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整理材料，担任工作组秘书那样的角色。一些经过审查、被认为是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教师就这样进了工作组，受到工作组领导的赏识。运动结束，工作组撤离时，这些领导也就把这些教师带走。下一步就从政。我不知道这个同志是否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程序而离开学校最终当上了审判委员的。但这时，他的确严正地坐在台上审理着自己当年的学生。（按规定，他应该回避。但农场里往往没那么多顾忌。）我听见那个学生叫道，我们如果不是那么听领袖的话起来造反，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许多年来，是您一直在教育我们，要听话。特别是一定要听领袖的话。我们是按您说的去做的。老师。我们真的是按您说的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