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太祖的折衷政策
自称为淮右布衣,出身于流氓而做天子的朱元璋,在得了势力称王建国之后,最惹他操心的问题第一是怎样建立一个有力的政治中心,建立在何处;第二是用什么方法来维持他的统治权。
明太祖在初渡江克太平时(至正十五年六月,1355),当涂学者陶安出迎:
太祖问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至正十八年叶兑献书论取天下规模:
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元将察罕帖木儿),南并张九四(吴张士诚),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明史》卷一三五《叶兑传》)
部将中冯国用亦早主定都金陵之说:
洪武初定淮甸,得冯国用,问以天下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真帝王之都,愿先渡江取金陵,置都于此。然后命将出师,扫除群寇,倡仁义以收人心,天下不难定也。”上曰:“吾意正如此。”(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附《冯国用传》)
参酌诸谋士的意见,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后,以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拓应天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至次年九月新宫成。这是吴王时代的都城。同月灭吴张士诚,十月遣徐达等北伐。十二月取温、台,降方国珍,定山东诸郡县。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吴王称帝,改元洪武,汤和平福建,四月平广东、河南。七月广西平。八月徐达帅师入大都,元帝北走。十二月山西平。二年八月陕西平,南北一统。四年夏明升降,四川平。十五年平定云南。二十年元纳哈出降,辽东归附,天下大定。在这一长时期中,个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统辖的疆域由东南一隅而扩为全国。元人虽已北走,仍保有不可侮的实力,时刻有南下恢复的企图。同时沿海倭寇的侵轶也成为国防上的重大问题。在这样情形之下,帝都的重建和国防的设计是当时朝野所最属目的两大问题。
基于天然环境的限制,东南方面沿海数千里时时处处有被倭寇侵犯的危险,东北方面长城外即是蒙古人的势力,如不在险要处屯驻重兵,则黄河以北便非我有。防边须用重兵,如以兵权付诸将,则恐尾大不掉,有形成藩镇跋扈的危险。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边界,以收统辖指挥之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东北为国防关系,又必须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则北边空虚,不能防御蒙古人的南侵,如建设在北边,则国用仍须仰给东南,转运劳费,极不合算。
在政治制度方面,郡县制和封建制的选择,也成为当前的难题。秦、汉、唐、宋之亡,没有强藩屏卫是许多原因中之一。周代封建藩国,则又枝强干弱,中央威令不施。这两者中的折衷办法,是西汉初期的郡国制。一面,设官分治集大权于中央,一面又封建子弟,使为国家捍御。这样一来,设国都于东南财赋之区,封子弟于东北边防之地,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统治权的永久维持上都得到一个完满的解决。这就是明太祖所采用的折衷政策。
二 定都南京[6]
明太祖定都南京的重要理由是受经济环境的限制。第一因为江、浙富饶为全国冠,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邱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愿轻易弃去。且若另建都邑,则又须重加一层劳费。第三从龙将相都是江、淮子弟,不愿轻去乡土。洪武元年四月取汴梁后,他曾亲到汴梁去视察,觉得虽然地位适中,可是四面受敌,形势还不及南京(刘辰《国初事迹》)。而在事实上,则西北未定,为转饷屯军计,不能不有一个军事上的后方重地,以便策应。于是仿成周两京之制以应天(金陵)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二年八月陕西平。九月以临濠(安徽凤阳)为中都,事前曾和廷臣集议建都之地:
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陵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称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黄光昇《昭代典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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