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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鲁迅欲邀请周作人详谈一次，但被拒绝。入夜他在日记中记下寥寥几字：“上午启孟（周作人字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次日黎明，鲁迅早起，四处看屋，准备搬出八道湾胡同。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迅借了800元大洋，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1923年8月2日，鲁迅带着妻子朱安，永久地离开了他一手经营且居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小院。

10个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周作人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向鲁迅破口大骂。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室内用电话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与鲁迅秋后算账之势。当着众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像泼妇骂街似的，将鲁迅浑身上下骂了个遍。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关于此事鲁迅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当时在场人言，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但鲁迅的小弟周建人在1983年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回忆：“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夫妇）才退下了。”

鲁迅缘何搬出八道湾，周氏兄弟又因何大打出手，这至今仍是一个迷。更让人不解的是，两位当事人至死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也都不愿再提这件事。这就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也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这样写道：“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初，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

据周建人讲，鲁迅三兄弟搬进八道湾后，家中大权便握在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问题在于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就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此，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曾伤心地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迅本人后来对许广平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对此，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挚友许寿裳也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与他一同住。” 周作人自己也肯定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什么不愿，他终生都不曾与人提及。

当然时下也有一说，说周氏兄弟失和是因为鲁迅的不检点。据说，周作人的夫人信子在日本时就欲攀鲁迅（一说，其曾与鲁迅同居）。不成，就在鲁迅先期回国后与周作人同住。到中国后已是周作人夫人的信子仍对鲁迅不死心。当时鲁迅虽与朱安结婚多年但却一直不肯同房，无夫妻之实。信子由爱生恨，谎称鲁迅窥视其洗澡多次，遂使兄弟反目，逼鲁迅走人以占其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