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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这轮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战略。这轮城镇化之所以要提新型，是因为之前的中国城镇化在速度猛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众多问题。比如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城市的运营管理显得极为粗放，中西部和东部城市间、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间差距大，2.6亿农民工没有分享到公共服务等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制约了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为此需要通过进行升级版的城镇化也就是新型城镇化来破解这些问题，从而推动中国城镇化走质量为主、速度为辅的道路。

    用新型城镇化来解决之前城镇化存在的问题是很有价值和必要的，但考虑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会存在一些惯性作用，以及现有的体制还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在推行这轮新型城镇化中不排除还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这些风险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地方政府盲目投资以及可能出现巨额地方负债的风险。当前干部考核体制还是偏重于经济方面，GDP崇拜还是存在。当中央政府提新型城镇化后，一些地方政府不排除会夸大新型城镇化中关于投资的部分，继续走投资依赖型道路，将城镇化中投资继续看成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着力点。

    首先会集中在投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增加了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盲目投资的几率，甚至在推进速度上存在搞竞赛的可能性。而对这一领域投资力度的盲目加大，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风险。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又借农民工进城之名，大兴土建，无序开发。这可能诱发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风险，四线城市诸多的 “空城”、“鬼城”已敲响警钟。因此，这种打着城镇化的幌子片面追求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投资盲目做大GDP总量，将使城镇化走样。其次是投资房地产领域，地方政府容易把经念歪，以为城镇化又可以大规模拆迁征地建房，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继续过度依赖房地产开发，从而使城镇化变味成房地产化。

    这种地方政府的投资依赖路径的城镇化必定导致地方政府大量举债。这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地方政府利用多个融资平台进行举债，因债券利率远高于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无形中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同时，纳入债务预算管理的现象也将大量出现，大规模的隐性债务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过度膨胀。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已经有20%存在风险，如果继续让地方政府借城镇之名搞债务扩张，可能会提升这个比例，最终给中国金融领域形成巨大风险，甚至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

    第二个方面可能存在农业陷入凋零的风险。

    按照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城镇化可能对农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总是伴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随着大量耕地被地方政府商业化，如果没有特别过硬的措施，18亿亩耕地的红线很有可能被突破，那么会给粮食保障带来压力。而就在中国大量的优质耕地在城镇化过程中被消耗的同时，农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的严重缺口。有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已经长期转移出去，从事非农就业，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已逐步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解决明天“谁来种地”“谁来种粮”已是当务之急。总而言之，中国粮食的完全自给无法得到保持，自给率下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此外，城镇化还将带来从事农业的高成本、高风险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比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也使城市、工业在与农业和农村的水资源争夺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粮食生产面临水资源瓶颈。这无形中对农业产生了巨大冲击。

    还有，城镇化可能对乡村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中国几千年的乡村文明出现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些文化的流失。城镇化可能让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古街道等不能得到妥善保护，整体格局和风貌遭到破坏，文物建筑和历史街区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甚至消失。

    第三个方面是存在城市承载力不够的风险。

    当前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未来中国城镇化率要达到70%这个水准，意味中国还会有3亿左右农民进城。这么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将对城市的综合承载力提出极大的考验，很有可能出现承载力不够承载不了这么多农民进城，造成新的城市二元结构的风险。

    农民进城需要城市有产业支撑，便于其解决就业。如果产业发展滞后于城镇化，那么就会导致就业岗位不足。城镇化进程中，对于进程农民工来说，就业则是成为城市市民的前决条件之一。然而，现在的一些城市在城镇化建设上不做科学论证、一味地扩张城市建设规模，造成部分产业和园区出现空心化现象。而产业支撑的发展滞后最终的后果将是进程农民工就业率偏低。

    另外农民进城存在户籍改革与公共服务不对等。城户籍改革的推进如果没有相关公共服务的跟进，农民在城中的生活依然举步维艰，受到的待遇依然和城市居民无法对等，同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无法回到农村，这种现象的长期积累将会导致城市社会的不稳定。

    还有就是几亿农民进城，对于城市在交通、生态、管理等方面的承载力也提出挑战。当前城市病已经严重，如果进一步推动大规模农民进城，如果不进行集约水平的提升，很有可能会更加加剧城市病，最终使得这轮城镇化的质量下降。

    第四个方面是存在刻意追求城镇化率提高的风险。当新型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时，一些地方政府不排除过于追求对城镇化率提高。这种过于追求城镇化率的提高，也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方面会继续让城镇化走速度型的老路，最终让质量不能得到提升；另外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大量弄虚作假的现象的发生，变成一个数字游戏。这种风险延续最终会让中国错失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战略机遇期。

    对于这轮新型城镇化，存在的种种风险作出预估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轮新型城镇化需要做系列的风险评估，这样可以推动这轮新型城镇化实现更好的前行。但也需要对新型城镇化抱有一个辩证的观点，那就是当前任何重大战略不太可能存在无风险的战略出现。也就是说对风险和机遇要做整体评估，衡量利弊，尽量让利更多弊更少。为此这轮新型城镇化战略，既要看到风险也不要被风险所阻拦，关键是要看到风险，未雨绸缪来应对这些风险。应该说中央政府也已经看到了这些风险，也进行了一些应对措施，在推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制定中会有意识的尽量避免这种风险的出现。当前要破除这些风险可以几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