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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假说存在内在危险，因为它有两个含意：第一，日本人的宗教价值天生不如西方文化具有人道，因此必须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我发现这是一种既不负责任又具有优越感的含意）；第二，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干出像南京强*那样的暴行的。当然，在德国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国家，纳悴党的30-40年代找到了一种办法，使德国人在精神上丧失人性，甚至把他们宣称是德国人的敌人的民族看成魔鬼。其结果是导致了我们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某些最邪恶的犯罪。

回顾千年历史，使人清楚的是，没有一个种族或一种文化在战争的残酷性方面占有垄断权。文明的外衣看起来是太薄了——以致人们能够很容易就把它撕去，特别是在战争的压力下。

那么我们将如何解释在南京城发生的日复一日的原始兽行呢？日本人与他们的纳粹同党不同，大多数纳粹分子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即使活着的人，也是作为逃脱法津制裁的逃犯而余度残生，但许多日本战犯仍然活着，并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因此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很少的一些人，他们不用担心国际法庭会找他们算帐，能向作家和记者透露一些他们在二战暴行中的思想和感觉。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日本士兵不仅在中国的战斗中变得冷酷无情；他对执行杀害中国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任务也一祥冷酷无情。的确，日本军方组织的各种竞赛和练习，使它的士兵对人类的本性——反对杀死不进攻者——麻木不仁。

例如，在日军去南京的路上，日本的士兵被要求去参加杀人比赛，日本的新闻媒体把这种比赛当做体育项目进行热情采访。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12月7日《日本广知新闻》刊登的题为“两中尉百人杀人竞赛彼此难分高下”（图片上为“少尉”—编注）的文章。

同属驻扎于句容县的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中尉和野田毅中尉进行友谊比赛，看谁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前，能首先用马刀砍死100个中国人，比赛已顺利到达最后阶段，两者几乎不分胜负。在星期六（12月5日）……据《朝日新闻》报道：比数是向井中尉砍死89人，野田中尉砍死78人。

一周以后，该报报道说他们两人都不清楚是谁选达到了100人的成绩，于是他们把目标提高到150人。“向井的刀刃在比赛中稍有损坏”，《日本广知新闻》报道说，“他解释说这是把一个中国士兵连钢盔带身躯全都劈成两半的结果。他声称，这个比赛很“有趣”。

这样的暴行并不仅仅发生在南京地区。这只是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中国训练其士兵冷酷麻木的典型。一个叫田岛的日本士兵提供的下述证词并不鲜见：

有一天尾野少尉对我们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些杀人练习。你决不能把中国人看 成是人，要把他们看成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动物。勇敢些！ 现在，自愿做杀人练习的，走到前面来。”
没有人动，少尉发怒了。
“你们真是一群胆小鬼！”他吼叫着，“你们没有一 个人称得上是一个日本军人。没有人自愿吗？那么，我就命令你们。”于是他开始点名，“大谷——吉川——上 野——田岛！”（天哪！叫到我了！）
我用颤抖的手举起我上着刺刀的枪，在上尉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中，慢慢向那个吓坏了的中国人走去，他站 在坑旁，那坑是他帮助给自己挖的坟墓。我心里乞求他 的原谅，闭上眼睛，耳边响着少尉的咒骂声，把刺刀猛地扎入那个吓呆了的中国人。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跌入坑里了。“刽子手！罪犯！”我骂自己。

对新兵来说，恐惧是自然的心理状态。在一个日本人的战时回忆录中，描述了一群日本新兵在他们目睹老乓把一群老百姓残酷折磨至死时，怎么也不能掩饰他们的震惊。他们的指挥官预料到了这种反应，井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有的新兵都是这样，不过很快他们自己将做同样的事。”

但新军官也要有一个变得冷酷麻木的过程。一个名叫富水少壮的退投军官清楚地回忆起他自己从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变成一个杀人机器的过程。当富水从广岛被派到39师团232联队时，他只是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新少尉。当他被介绍给他的部下时，富永惊呆了。“他们都目光邪恶”，他回忆说，“那不是人的眼睛，而且虎豹的眼睛。”

在前线，富永和其他新的候补军官都进行了集中训练，以加强他们对战争的忍耐力。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教官指着拘留区的一个瘦弱的中国人对这些军官说：“这些是供你们磨练勇气的活靶子。”教官日复一日地教他们如何砍头，如何刺死活战俘。

最后一天，我们被带到训练场。24个战俘被反绑双手蹲在那儿。他们被蒙着眼睛。已经挖好了一个长10米、宽2米、深3来多的大坑。联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们都坐在安排好了的座位上。田中少尉向联队长鞠躬并报告说：“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一个杂役兵把一个战俘拖到坑边，当这个战俘反抗时被拳打脚踢。田中转向我们并轮流审视我们每个人的表情。“应当这样砍头，”他说着，拔出他的军刀。他用一个长柄勺从水捅里舀了一勺水，倒在刀刃的两面。他嗖嗖地挥掉了水，举起他的军刀呈弓形。田中站在那个战俘后面，稳了稳身子，张开双腿，随着“嗨！”的一声人头落地。人头飞出一米多远。从身体中喷出两股鲜血，流进坑里。
那景象是那么可怕，我觉得简直要窒息了。

但富永渐渐学会了杀人。而且也越来越熟练。他不再觉得他的部下的目光邪恶了。对他来说，暴行成了例行公事，家常便饭。回顾他自己的经历，他写道：“是我们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把家庭中的孝子、慈父、好兄弟带到前线相互残杀。把人变成了杀人的恶魔。3个月的功夫，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

一些日本士兵承认，对他们来说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个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东史郎这个曾经目睹了南京一系列暴行的日本士兵，在写给我的信中，对他的战友们的行为做了极好的评论。在京都府福知山的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效忠天皇重于山，而我们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道，在战争中一个士兵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就是裹尸而还；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被敌人活捉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东史郎给我写道，“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就必然变得更不值钱……这种人生观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