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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历代统治者对它都极
力加以利用，加以传讲。汉平帝时，地方学校设置《孝经》师。唐代规定：
在官学中学习的人必须兼通《孝经》和《论语》。

     为了更好地利用《孝经》，一些最高统治者还亲自为《孝注》作注疏，
并颁行天下。如梁武帝曾作《孝经义疏》十八卷、唐玄宗作《孝经注》一卷、
清雍正皇帝作《御纂孝经集注》等等。除注疏外，有的统治者还亲自为人讲
解 《孝经》。公元375年，晋武帝为大臣谢安等人讲论《孝经》，当时人传
为美谈。

     自汉初《孝经》重现后，文人纷纷对它进行研究，使《孝经》成为学问
研究的一个热点，“孝经学”也因此而产生。“孝经学”涉及的问题很多，
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
     关于《孝经》的“经”字，一般人都认为是经典之经。而有的人则认为，
 《孝经》的“经”字，非《六经》之经，而是天下大经之经，即该书所谓“天
之经也” （刘光贲《孝经本义》）；关于《孝经》的作者，异说更多（详见
 《导读》）；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和真伪，研究者也多有辨论；至于《孝经》
每一章的题目，分歧也不少。多数人认为是南朝皇甫侃标定，如归有光说：
 “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侃之所标，非汉时之所传”（《孝经叙录序》）。
也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抱朴子·仁明篇》：唐尧以钦明冠典，仲尼
以明义首篇。是《孝经》本有章名也”（桂文燦 《孝经集解》）；此外，还
有今文、古文之争等等。这些争议孰是孰非，暂且不提，其本身足见研究者
对《孝经》的关注，这也是《孝经》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一种表现。

     在《孝经》研究中，朱熹是一位有魄力的人。他把传统的《孝经》分为
经和传两个部分，从而彻底打破汉代以来《孝经》的编排次序。他认为经（包
括《孝经》的《开宗明义章》至《庶人章》）是《孝经》的经文，而传（《三
才章》以下各章）则是后世儒者的解经文字。而且还删去原经中的二百多字。
朱熹重新编定的《孝经》就是《孝经刊误》。此书一出，对《孝经》学震动
颇大，后世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
及此” （陈振孙语）。从此以后，原本《孝经》的经典地位在一些人心目中
不复存在。

     从汉代到民国，有关 《孝经》的研究性著作多达四百余种，其影响可见
一斑。

      《孝经》不仅对汉族人有影响，而且还对一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昌、
西夏、女真、蒙古等产生过影响。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无论是官
方学校还是上层社会，都曾传授过《孝经》。此外，早在唐朝，《孝经》就
传到了朝鲜、日本。清朝末年， 《孝经》又有了英、意等文本，传播于欧美
地区。其中，以日本对《孝经》的研究最为充分（见陈铁凡《孝经学源流》）。

     时至今日，《孝经》已不再有经典的神圣光环，但它作为产生过巨大影
响的古籍，仍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过
去的时代，而且可以从中提炼积极的成份，用于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