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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盛顿有幸见过罗伯特·鲁宾一次，当时他已经出任着名智囊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其人高大英俊，但讲起话来不像他在自传中所表现的那么谦逊。会上，一个中国人抱怨说美国的媒体为什么只盯着中国的阴暗之处，我们也做了很多好事儿啊，为什么媒体不能多报道一些光明面呢？鲁宾当即反唇相讥道：“我从商从政多年，一直都不知道如何让媒体来多报道光明面，这点我或许需要向你们请教了。”

 

如此聪明刻薄的一个人，本当面对命运时自信满满，他却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亿博体育开户网页版 玩电竞的平台》。和他一起曾被《时代周刊》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称号的艾伦·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前出版的自传，也取了一个有相似含义的名字：《动荡年代》。《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翻看记者威廉·夏伊勒的《柏林日记》，越看越觉得心惊，因为他发现按照这位伟大记者的描述，即使在纳粹崛起、德国一步一步走向灾难之时，柏林人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按照塔勒布的说法，就是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历史或各种事件都会面对突如其来的“黑天鹅”现象，整个处境完全被不确定性改变——这个判断随后被斯蒂芬·茨威格的描述证实。

 

大概每一代人都会感慨自己所处时代的艰辛，为不确定性所苦。但的确很少再有一代人能同上个世纪那些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人们相比。斯蒂芬·茨威格在自己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说：“在以往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命运多舛……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别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饱尝了饥馑，第五代人遭遇了国家经济的崩溃。”

 

斯蒂芬·茨威格成长的年代可谓是一个“最后的美好世界”，许多作家都曾用无比留恋的态度描述过这个世界。比如彼得·德鲁克，再比如石黑一雄，后者的《长日留痕》借一个英国管家之口回忆了那个世界。茨威格则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过激的行动、一切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可能。”“19世纪在自由派的理想主义之中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这个世纪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现如今，只需要再用几十年的工夫，一切邪恶和暴虐就都会被彻底消灭……在这个和平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多彩。”

 

这种乐观主义的论调在当时几乎成为共识。塞缪尔·亨廷顿曾引用过一个例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记者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中论证说，由于各国之间在经济上非常依赖，战争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当后来被公认为战争导火索的那件事情发生时，茨威格正在公园里读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俄罗斯最伟大作家的命运就这样同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命运在个人记忆中发生了一点关联。公园内的音乐会突然停止。好奇心驱使茨威格向人群走去，不久，他就发现中断了公园音乐演出的是一纸电报。电报上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和夫人在波斯尼亚观看军事演习时遇刺身亡。

 

即便如此，人们对悄然走近的战争仍然浑然不觉。在奥地利，人们想到的是皇储的缺点，丝毫没有当时人民想到老皇帝时内心的柔情与尊敬。大家认为这只不过是皇室诸多不幸中新增加的一个。没有人想到这值得用战争来报复。“弗朗茨·斐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很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后就会从历史上永远消逝。”

 

尽管已经有人在鼓动和暗示要进行一场报复，报纸上开始喧闹起来，但没有人特别在意。“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都依然如故。这种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作家收拾好行装，准备去度假。“夏天从来没有这样美好过，而且看起来还会越来越好。”一位种植葡萄的老农愉悦地向茨威格谈论起这样的天气如何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在比利时谈论起可能发生的冲突时，茨威格坚定地说：“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路灯的杆子上。”

 

战争一步步逼近，但人们就是顽固地不愿相信战争会来临。即使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在火车上，人们也是每到一站就下车打探消息，然后内心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群体之可悲正在于，当这件无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每个人都被抛掷入历史的磨盘中时，大众却又陷入另一种癫狂。“维也纳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的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当年的炮灰们脖子上围着花环，钢盔上绕着橡树叶当桂冠，像醉汉一般欢呼着向自己的葬身之地走去。而大街上则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好像过节一般。”茨威格惊恐地发现。

 

不要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要多一些先见之明。面对逼近的战争，或者在个别国家逼近的暴政，人们同样是茫然无知。

 

“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我们1933年和1944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每当一件事闯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几个星期以前都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茨威格写道。另一个绝妙的例子是茨威格和他在俄罗斯的出版人的对话。“他跟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过非常好的光景。我问他，为什么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在革命爆发后就立刻离去？‘啊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像一个什么委员会和一个什么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会持续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