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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时曾读到过一本名为《大明亡国史》的书，是写崇祯皇帝的，明朝之亡亡于何地何人之手？一直以来众口纷纭，就连现今的百度都是携带者各种弹出的广告窗口，把一个个不知名的笔录不负责任的印在上面，这应该是个历史悬案，但这本书却写的很直接，立场标明的极为明快，明朝亡于何人之手？就是这位不迩声色、励精图治想要光复大明的崇祯皇帝之手。

 

       应该来说崇祯用明君的传统公式来套用的话还是比较契合的，他一上任就除阉党、扶东林，消奸佞，立忠臣，废了虚化无度的开销，延续了祖辈光荣传统的美德，这样是个明君的前兆，盛世的开。，朝堂的臣子，街井的布衣或许都在畅望着国家的光荣复兴。

 

     但是就在崇祯十七年，一尺白绫荡悠悠，煤山之上，矮脖树下，崇祯帝上吊而死，明朝亡了！四际的宫瓦红墙渺渺传过阵阵枪炮轰鸣，然而值得注意的时，他的身畔没有一个同身赴死的大臣，只有一个随身的太监和他共赴黄泉，而大臣们呢？个个官衣齐整，卑躬屈膝，朝向北来的清军人马拱手称臣，没有人对这个新死的前朝之君披麻戴孝，反倒是清军人马本着收买人心的意图把这位君王安葬了。

 

     那这是为什么？这样一位明君，一个通读了前朝君王兴废史，一个把他比作汉文帝都嗤之以鼻的人，怎会落得如此凄凉景状？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活在自己的世界，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外面世界颇糟，一个有些自闭自傲自尊自悲的人，他和他的国他的臣民都不在一个频道，我想其实很多人看到崇祯帝的一生所历，以及他这样的性格是比较亲切的，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不过他朱由检碰巧做了皇帝而已！

 

      崇祯帝在行将赴死之时对臣子说：“朕非亡国之君......”随之伸出一只手在群臣面前颤动的一晃，“诸臣皆亡国之臣！”接着用手指沾了桌上的冷茶在桌上写到：“文臣皆可杀！”语气铿锵，字体刚毅，还有一种不甘，外加三点悔恨。其实正好相反，这般的文臣在各朝都是有的，但是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亡国之君却没几个，群臣诺诺不敢言，但在心中早已经把他骂了千百遍。

 

     他永远是以一种高贵的姿态面对着群臣，因为他父亲泰昌帝朱常洛、他哥哥天启帝朱由校有着前朝党派之争、移宫案、红丸案的前车之鉴，因而他对于这群大臣有着天生的隔膜，对他们稍有过失轻则削级流放，重则满门抄斩，群臣惧怕他，自然对他疏离，而此时他又怪群臣不够尽责，朝中大小事务隐瞒不报，最后只能又启用被他亲手压制的太监。

 

     他任命大臣经常是凭借一时意气破格提拔人臣官职，明朝末年遭受着北地后金的南袭和国内的农民起义，都城北京也时常遭遇围城的恐慌，这时如果有位大臣临危不乱，稍露峥嵘，他不经群臣商议立马破格提拔，而事后渐渐发现不堪大用的时候，就随便找个理由发配充军。

 

     他刚愎自用，总是以为自己把一切都看透，比如他就把眼光传过关山重重把那位袁督公的内心看透，最后在清军首次的围城之难后把这位大明的股肱之臣杀害在城中。

 

     诸如这般，他当然认识到自己错了，他的一生下过若干个罪己诏，诏中言词把自己的责任略笔带过，余下的言词只剩下了对于身边大臣的指摘批评，而每次的罪己诏他又视为一种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作为皇帝怎么能忍受认错的耻辱？之后他就把这种耻辱化作一种接近扭曲的恼羞成怒，于是在每每他罪己诏一发出随后必有大臣被满门抄斩或者被削级流放。

 

     他对比与那些真正的亡国昏君最起码是把心确实用在自己的国之上的，每每边境的谍报传来，他没有躲避而是把众大臣都聚合在公众商讨，但是对着群人的滔滔的对策他总是置于摇头横眉，随后只是群臣顺着他的意思迁就，这样就离真正的解决方法越来越远，而散会的结语又常常会引来崇祯一声“满朝樗栎庸臣”的叹息。而至最后崇祯帝听不到大臣口中任何一言一句的真知灼见。

 

     观古感今，我不禁感叹崇祯这个皇帝做个真可怜，然而可怜之人自有他的可气之处，这样的局面崇祯要付主要责任，作为一国之主虽然江山是自己的，但是怎么治理却不能只听自己，就连中国人公认的大昏君宋徽宗、蜀汉刘禅后主身边都有几个可以进谗言，和自己亲密无间的佞臣，而崇祯却自始至终孑然一身，连作佞臣的机会都不给别人，他就像把自己装在了一个四际高墙的屋子里，这屋子小到只可以容纳下他的周皇后和袁贵妃，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不会被尘世的污垢沾染，但是却隔绝了周遭希望可以忠心与他的人，我的王，就算你不给这屋子开一扇门，你也应该开一扇窗吧？这扇窗的开闭不会像武大一样给自己引来西门庆，而是可以让自己真正的和臣子倾心的交流，然而他却没有，直到他走出了这个屋子这扇门，也走向了国破，家亡，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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